我與《四庫全書》的情緣
——從戈壁上的文溯閣到余志明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
寧波大學園區圖書館館長 顔務林
一、結識
我最初瞭解《四庫全書》知識還是在蘭州大學圖書館學系讀書時。圖書館學專業有多門專業課都要講到《四庫全書》，當然，各自的角度不同。我結識《四庫全書》的第一門課程是《圖書分類》。其中有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法的內容，從六分法到四分法，前者的代表是《七略》，後者的代表就是《四庫全書》了。《四庫全書》的四分法是我國古代分類法發展成熟的標誌，它將所有圖書分爲經、史、子、集四大部，部以下再細分。四分法把反映統治者意志的經籍單獨列類，並置於首位，顯示我國圖書分類受社會意識形態支配的傳統。四分法突出人文學科文獻這一點也是十分明顯的，相比較而言，自然科學的份量較輕。這同我國古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實際狀況是相符的，也符合文獻分類以學科分類爲依據，文獻存在是分類法列類依據的重要原則。《四庫全書》的四分法使我第一次知悉我們的先人在文獻分類學方面的造詣是如此高深。
使我對《四庫全書》有較深入瞭解的課程當屬《文史專題目錄學》。這門課是由周丕顯教授講授的。周先生在文史目錄學方面有極深的造詣，講課水平的確很高，非常富有藝術性。他講授的《文史專題目錄學》課深得同學們的喜愛。這門課沒給我們配教材，這種情況在國內本科教學中較少見，也是我在蘭州大學讀書唯一沒有教材的課程。起初，不少同學對此有些顧慮，生怕沒有教材影響學習效果。但是，幾次課上過以後，同學們的這種顧慮就被消除了，原因全歸周先生授課水平高。這門課不僅沒教材，而且，周先生也很少寫版書。周先生特別強調記課堂筆記，我至今仍記得周先生說過的“最好的課堂筆記是教師咳嗽一聲也能記下”的話。也許是受周先生這句話的影響，也許是太愛圖書館學這個專業，也許是蘭大的教育讓我有太多的懷念，在蘭大讀書的全部課堂筆記至今保存完好。離開蘭大二十多年了，世事變遷，多次搬家，物品流失是常有的事，唯有蘭大讀書的課堂筆記特別珍惜。《文史專題目錄學》課的筆記又是其中最讓我珍愛的，至今仍常翻閱，仿佛是鑒賞自己心愛的寶物一樣。周先生講授《四庫全書》內容既深又廣，他不但講《四庫全書》的內容、體例、作用、使用方法，還講《四庫全書》編撰的社會背景、當時統治者乾隆皇帝的內心用意、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等。周先生講授《四庫全書》觀點客觀公正，也很辯正。聽過周先生講授的《四庫全書》，我對這座宏偉的中華民族文化寶庫有了深深的愛意。
參觀甘肅的文溯閣使我對《四庫全書》有了更深的情意。記得那是在蘭大讀書的第二年，班裏組織同學們參觀文溯閣《四庫全書》，我至今還記得那時的興奮勁。這事全歸功於我的圖書館學啓蒙教師潘寅生先生，他教授《圖書館學基礎》課。潘先生是國內圖書館學界的大家，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無論做教授還是當館長，他都算得上出類拔萃，是值得我終生學習的榜樣。潘先生和周丕顯先生是當時蘭大圖書館學系大家公認的水平最高、同學最歡迎的教師。他當時的身份是甘肅省圖書館館長，受聘蘭大圖書館學系當兼職教授。正是潘先生當時任職甘肅省館館長職務，否則，我們就沒機會見到文溯閣《四庫全書》了。從蘭州出發到文溯閣乘汽車需數小時，一路都在黃土荒漠上顛簸。在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到達了參觀的目的地。這是一個小書樓，體量不大，但很精致，有專人管理，平時不讓來人參觀。我們入室參觀也要遵守非常嚴格的規定，只能看不可碰。儘管如此，這次與《四庫全書》近距離的密切接觸還是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庫。無論是對圖書館學專業的學生、還是對圖書館的館員來說，有機會親眼目睹原版的《四庫全書》都是一件幸事。文溯閣《四庫全書》原先不在甘肅，而是在遼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關係緊張，戰爭因素很大，出於對《四庫全書》的特別保護，國務院決定文溯閣從遼寧遷至甘肅。甘肅省對此非常重視，在距離省府蘭州近百里路的戈壁荒漠裏建造了文溯閣，將《四庫全書》妥善保管其中。這樣的選址也是出於保管安全、避免慘遭戰爭毀滅的考慮。
《四庫全書》與圖書館學有著太密切的不解之緣，許多課程都會講到它。除《圖書分類學》、《文史專題目錄學》以外，還有《目錄學》、《圖書館目錄》、《圖書館學基礎》等課程，《四庫全書》都是必講的內容。這些課程關於《四庫全書》的每一次講解無形中都在密切我與它的情感。
二、傳播
懷著對《四庫全書》的深切感情以及對蘭州大學的眷戀走出蘭大校門踏上了圖書館職業之路，開始了圖書館職業生涯。從一名圖書館專業的學生到圖書館館員，再到館長，身份變了，但對《四庫全書》的一份情緣沒變。我喜歡收藏有關《四庫全書》研究方面的書籍，也喜歡閱讀有關《四庫全書》研究方面的文獻，還樂意傳播有關《四庫全書》方面的知識。我曾擔任過多年的《文獻檢索》課教學任務。我講授的《文獻檢索》課同別人講授的有很大不同，不但講現代文獻的檢索，也講古籍文獻的檢索。《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十通》、《二十四史》等古籍都是我在《文獻檢索》課中必講的。我原來所在的圖書館古籍收藏不多，沒有整套的《四庫全書》。既沒有影印版的也沒電子版的，只有一本小小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就是靠這一樣一本小小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我不僅爲學生講授《四庫全書》知識，還讓學生以這本小小的目錄爲工具檢索我國古籍，親身體驗《四庫全書》這部宏大之作的魅力。對《四庫全書》的講授深得同學喜愛，也讓我有不少成就感。
傳播《四庫全書》，讓更多的國人瞭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此同時，自己與《四庫全書》的情感也在實實在在的實踐中得到提升。
三、推廣
購進余志明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使我們寧波大學園區圖書館成爲國內第一家擁有互聯網版《四庫全書》的圖書館。寧波市民不出家門就可以通過互聯網查用本館收藏的網路版《四庫全書》。從此，自蘭大讀書時就形成的推廣《四庫全書》的理想得到實現。
我於2002年5 月離開原就職的浙江林學院圖書館館長崗位，來到寧波籌建大學園區圖書館，任館長。這是一個新建的機構，館舍新造、人員新進、設備新配、文獻資源新建。建館之初，考慮文獻資源建設時，我想到了《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古代集大成之作，企盼彌補新館歷史文獻收藏缺乏的不足。爲此，有兩個選擇，一是購買紙質的影印本，二是購買電子版。前者看得見摸得著，常被一些圖書館作爲鎮館之寶收藏，但使用不太方便。後者使用方便，但傳統意義上的收藏價值稍弱。本著藏書的目的是爲了使用的原則，我選擇了後者。於是，就同余先生的香港迪志公司聯繫上了，達成了互聯網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買賣。寧波大學園區圖書館購買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向寧波全市開放，市民使用十分方便。自開放之日起，我們就積極向社會宣傳推廣，儘是擴大使用，受到越來越多市民的歡迎。許多圖書館配備紙質影印版《四庫全書》，深藏閨閣，好看不中用。相比之下，配置余先生的互聯網版《四庫全書》比較實用。2005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視察我館時，對我館配置網路版《四庫全書》向市民開放，宏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做法給予高度好評。
許多人對《四庫全書》很陌生，認爲它只對大文人做學問有用，普通百姓用不上。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圖書文獻的集大成之作。內容豐富，涉及各行各業、各個學科領域，既有精深的學問，也不乏普及之作。對此，我是有體會的。前幾年，上初中的兒子常問我一些語文或歷史方面的問題，有的我也答不上來，我就讓他上網查我館收藏的互聯網版《四庫全書》，真得很管用，也很方便。這樣，不但幫助他得到需要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告訴他學習的方法，還讓他知道中華民族文化的深邃。這不就是我們當今極力倡導的素質教育的本質嗎？
余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對於從事地方史，行業史、家族史等專題史研究非常有用。在此，我舉一個自己親身經歷的例子加以說明，即：利用它我找到了祖輩的生平資料。我祖居浙江衢州的一個這農村，家譜記載“興祖字子幾行富一南闈解元公生於洪武十七年……”，他從何地來此等不得而知。我想既然是洪武年間的南闈解元，也許《四庫全書》中有他的記載。於是，我以“洪武”、“解元”和“顔氏”爲關鍵字，利用本館收藏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查詢，得知我村的始祖名爲“純”，即姓名爲“顔純”，錢塘（杭州）人，在福建龍溪做過縣官。余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爲我的這件“私事”幫了大忙，這使我對《四庫全書》的情感有了再一次昇華。
四、心願
如今，許多圖書館入藏電子文獻資料庫迅猛增加，尤其是高校館對國外文獻資料庫的熱情有增無減。相比之下，對電子版《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中華民族古籍文獻集大成之作就顯得有點冷落了，也同我們的同胞臺灣省內的圖書館的作法形成很大反差。我曾在網上做過調查，臺灣的一般縣級以上圖書館都提供《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網上服務。在大陸，提供《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網上服務的圖書館太少。我們不僅要“洋爲中用”，也需要“古爲今用”。作爲一名職業圖書館館長，我的心願是今後有越來越多的圖書館提供網路版《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服務，讓《四庫全書》等進一步從圖書館的深閣裏走出來，走進廣大的民間大衆，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
電子版《四庫全書》已有多個電子書商家製作發行，但多數僅爲掃描之作，質量不高，使用不便，真正算得上精品的只有余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當然，眼下有了余先生的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已足夠，不必重複。作爲電子書商，盲目重複開發浪費人財物。對圖書館來說，重視有關中華民族文化方面的電子文獻精品的推廣使用，此事已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200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