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人重”：從胡居仁與《易像鈔》看

《四庫提要》之纂修*

劉勇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易》類全文收錄明儒《易》著凡二十四種，除第一種《周易傳義大全》為永樂（1403-1424）間“胡廣等奉敕撰”外，[1]餘皆為明代學者私家著述，而以中晚明儒者之作居多，其中第七種為明儒胡居仁（1434-1484）之《易像鈔》。然歷考有關胡氏生平之文獻資料及明清公私著錄，均無撰著此書之記載，纂修《四庫全書》時出現的胡著《易像鈔》，實為傳世之唯一版本，[2]其時上距胡居仁之去世，已近三百年；而四庫館臣所撰此書的三種“提要”，也矛盾重重。筆者初讀館臣關於此書之“提要”，已不能無惑；繼讀其書前《自序》，更是疑竇叢生；乃進而考核是書內容，愈堅信其非胡氏之作，但苦於不能知悉其究系何人手筆。偶讀晚明錢一本（1539－1617）《像抄》一書，遂盡釋往昔疑惑，知所謂胡氏《易像鈔》，實為錢著《像抄》，爰列所據，證其雷同冒襲之實，並以此為綫索，追溯四庫本《易像鈔》之來源，及其卷帙變化之詳情，並嘗試推測其冒襲作偽之緣由，進而檢討《四庫全書》與《四庫提要》纂修中潛在的“文以人重”傾向。

 

一、《易像鈔》三種提要之矛盾

 

現存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四庫館臣對此書的初步審查意見，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易像鈔》書前所附“提要”略謂：

《易像鈔》十八卷，明胡居仁撰。……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抄積之，手訂成帙。又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劄記，及自記所學，復為隱括歌辭以舉其要。……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玄）渺之談。考萬曆乙酉，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孔子廟庭，疏稱居仁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裒其緒言，重為編次，非居仁所手著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3]（下文簡稱“書前提要”）

    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該書條謂：

        《易象鈔》十八卷，明胡居仁撰。《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之”。後二卷則皆與人論《易》之語，及自記所學，並為隱括歌詞以舉其要。考萬曆乙酉，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疏稱所著《易傳》已散佚，此本或後人所裒輯歟？[4]（下文簡稱《簡明目錄》）

兩篇“提要”均稱該書“十八卷”，但“書前提要”謂其“與人論《易》往復劄記，及自記所學，復為隱括歌辭以舉其要”是在“三卷以下”，而《簡明目錄》則謂此部分內容屬於“後二卷”，其間相差已達十餘卷之多。

而遲至乾隆六十年（1795）才終於“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四庫提要》）卷五該書條則謂：

《易像鈔》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胡居仁撰。……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抄積之，手訂成帙。又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劄記，及自記所學，又為隱括歌辭以舉其要。……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渉支離幽渺之談……（按：以下除無末句所署日期外，餘同“書前提要”）

纂成後又屢經增補、刪改、復勘的《四庫提要》，[5]無疑使得事情更加複雜了：除了將避諱的“元（玄）渺”干脆改作“幽渺”外，《四庫提要》記此書為四卷，不同於“書前提要”和《簡明目錄》之十八卷；而《四庫提要》“三卷以下”之說與“書前提要”同，又因《四庫提要》記全書共四卷，則“三卷以下”實則也指“後二卷”，亦與《簡明目錄》相同。

上述差異，即使考慮到不同時期提要的撰寫、刪潤和校核可能會根據不同的底本，也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現存《四庫全書》本《易像鈔》確實是十八卷，但“與人論《易》之語，及自記所學，並為隱括歌辭以舉其要”的部分，既非“書前提要”所謂“三卷以下”，亦非《簡明目錄》之“後二卷”，實則是此書最後三卷。而《四庫提要》所記四卷本，看起來與現存的十八卷本相去甚遠，但它卻是最有根據的敍述（詳後）。

 

二、《易像鈔》、《像抄》序言之比較分析

 

在此有必要首先關注本文主要涉及的兩位明儒——胡居仁與錢一本。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從學於明初大儒吳與弼，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闇修自守，以布衣終其身。成化二十年（1484）卒，年五十一。後追諡“文敬”。萬曆十三年（1585），胡氏以明代朱子學代表的形象，與陳白沙、王陽明一同獲允從祀孔廟，成為明代從祀的僅有四位當代儒者之一（另一人是前此入祀的薛瑄）。無論是在學術、政治，還是在個人倫理道德方面，胡氏身後都享有崇高的聲譽，並且這種聲譽和其朱子學者形象，在後世數百年來基本不變。[6]

錢一本（1539－1617），字國端，[7]號啟新，武進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出按廣西，並於萬曆十九年（1591）九月連上《論相》、《國本》二疏，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錢氏言最憨直，神宗已銜之，後因孟養浩疏論“國本”，內批廷杖，並削錢氏籍，斥為民。錢氏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精於《易》，與顧憲成（1550-1612）輩分主東林講席，同時在家鄉武進創立同善會，致力於當地的教化和慈善工作，年七十八卒。著有《像象管見》、《像抄》、《四聖一心錄》、《黽記》、《範衍》、《遯世編》諸書。[8]其中前三種皆為論《易》之作。除《像象管見》全文收入《四庫全書》外，餘皆入“存目”之列。

《易像鈔》“提要”之矛盾如此，進而讀其所謂書前胡居仁《自序》，更覺疑竇重重；偶閱錢一本《像抄》自序，則若有所覺，乃取胡序與之對勘，列表如下：[9]

表一：《易像鈔》、《像抄》自序對照表

書名	《易像鈔》	《像抄》
序題	易像鈔原序	像抄引
序首	余自遊吳聘君之門，始知句誦詞章為不足學，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得暇讀《易》，幾二十年，稍有所得，隨讀隨鈔，積之既久，復手自訂成帙，名曰《易像鈔》。	萬曆丙戌，余復任螺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之幾二十年，若仿佛窺見管中一斑，不忍投之水火，因災木於甲辰，名曰《像象管見》。至於今又幾十年，筆既頹，手亦顫矣，因友人鞭勉，隨覩隨讀，隨讀隨抄，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思續為木災，以自備考鏡，名曰《像抄》。
正文	先儒有言：“《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註解，殆皆妄也。”此蓋不特箴弼之失云。然余雖不任註解，其應鈔不鈔，非所鈔而鈔，亦自知妄無所逃罪。或曰：窮年兀兀在書冊中作活計，嘻，此蠧魚也。余曰：書冊安能蠧魚人，人自蠧魚耳。余又見蠧魚一生活計作於書冊中，然似頗為書冊居守，初不甚為書冊蠧，蓋有蠧名無蠧實者，蠧魚也，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生死以書冊，猶書冊也。若蜉蝣焉，朝生暮死於泥沙污濁中矣，與其泥沙而蜉蝣而生死，毋寧書冊而蠧魚而生死。姤之言包也，有魚無咎，無魚起凶，蠧雖微，亦魚也。人有家無書，有書無蠧，始包無姤魚，蔀為豐屋，不懼窺其戶、閴其無人乎？余尚恐不得比數於蠧魚，卒為蜉蝣之朝夕，若曰無事書冊，余曷敢昧心。	孫盛有言：“《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註解，殆皆妄也。”此蓋不特箴弼之失云。余前《見》既管，後《抄》復然。即不任註與解，然應抄不抄，非所抄而抄，亦自知妄無所逃罪。或又曰：窮年兀兀在書冊中作活計，嘻，此蠧魚也。余曰：書冊安能蠧魚人，人自蠧魚耳。余又見蠧魚一生活計作於書冊中，然似頗為書冊居守，初不甚為書冊蠧害。有蠧名無蠧實者，蠧魚也。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生死以書冊，猶書冊也。若蜉蝣焉，朝生暮死於泥沙污濁中矣，與其泥沙而蜉蝣而生死，毋寧書冊而蠧魚而生死。姤之言包也，有魚無咎，無魚起凶，蠧雖微，亦魚也。人有家無書，有書無蠧，如包無姤魚，蔀為豐屋，不懼窺其戶、閴其無人乎？余尚恐不得比數於蠧魚，卒為蜉蝣之朝夕。若曰無事書冊，余曷敢昧心。
序末	餘干胡居仁識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春孟之吉毘陵錢一本識

 

從上表胡《序》與錢《引》之比較，可以明顯看出兩文必有承襲關係。序首部分關於著書緣由與著述過程的表述差異最大：前者歸因於其師吳與弼之教導，而後者緣起於長輩和朋友的指點。前者言其著書時間“幾二十年”，後者則以此時間指其所著《像象管見》一書，至《像抄》之作，尚需“又幾（大約、將近）十年”。至於諸如“始知”、“積之”、“隨讀隨抄”、“不忍棄去”等語句之運用，在在都能看出襲用與篡改的痕跡。正文部分大體無異，但也有“先儒”與“孫盛”之別，從下文“不特箴弼之失”來看，原文更可能是“孫盛”而非朦朧其辭的“先儒”，因為“箴弼”之“弼”，在此是具體指王弼（226-249）而言，篡改者似乎是為求其異而改“孫盛”為“先儒”，卻未能完全照應到後文的王弼，留下了篡改的蛛絲馬跡。其次，“蓋”與“害”、“始”與“若”則很可能分別是四庫本謄抄時音、形之誤；而至關緊要處則在於錢《引》多出“余前《見》既管，後《抄》復然”一句，雖是自謙之詞，但呼應了序首所稱作者十年前著有《像象管見》一事，故胡《序》中完全不見相關記載，錢《引》開頭部分“積與前等”、“思續為木災”等凡涉及呼應《像象管見》的用語，同樣不見於胡《序》，此種差異尤其可見小心篡改之綫索。

胡氏《自序》存在的問題值得關注。《自序》中之吳聘君，是指其師吳與弼。“從遊幾二十年”一語，略與事理不合：胡居仁於景泰五年（1454）從學於吳與弼，其時胡氏二十一歲，[10]在此前後開始研《易》，積之二十年，則《自序》大約撰於成化十年（1474）左右，胡氏四十一歲，距其成化二十年去世尚有十年之久，這樣一部成書及其序言，似不可能毫無任何訊息流傳，但負責保存、整理胡氏著作的學生和女婿余祐（弘治三年[1490]年進士）對此沒有任何記載，相關的序跋文字中也毫無綫索，此其一。其二，所謂“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云云，似非《自序》文理所宜，特別是“以斯道自任”一語，儘管是宋明儒者尤其是理學中人的常用語，但它主要作為對有得於或有志於聖賢之學者的極高讚譽，用於自稱則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就胡氏而言，後人亦多以此語譽之，如其門人徐弘撰《行狀》云：“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11]其鄉人鄧秀（嘉靖七年[1528]舉人）撰《胡敬齋傳》亦謂：“聞吳聘君與弼講學崇仁，徒步從之遊。聘君亟稱歎，以為非常人。退而益加充廣，盡棄舊學，以斯道自任。”[12]類似用語多為後此之傳記文字所取。通過比較還可以發現，《自序》中所謂“知句誦詞章為不足學，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云云，與徐弘撰《行狀》極為接近。由此可以認為，所謂胡居仁之《自序》，實非出自胡氏之手筆。並且，從這篇《自序》的整體風格而言，與現存胡居仁文集中之行文風格亦大異其趣，尤其是用“蠧魚”、“蜉蝣”之類輾轉設喻和委婉表述，更與胡氏本人的狷介性格相去甚遠。[13]

錢氏《像抄引》的可靠性，可以從其中涉及的人、事得到驗證。錢序中之王、陳兩先生，分別指王時槐（1522-1605）、陳嘉謨（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錢一本《像象管見》“題辭”云：

本不肖，萬曆癸未筮仕廬陵，不敢謂能事賢友仁，然竊聞仁賢緒論而知所嚮往。於時塘南王先生輯有《衛道編》，以辨異辟邪；蒙山陳先生著有《就正初稿》，以發明《易》道。二先生間語不肖曰：“子有意於求明，盍進而讀《易》。”遂手《易》而讀之，出入必於是，寢食必於是，積之凡二十餘年，始於屯，仍為屯；終於未濟，仍為未濟，象則茫然而矧於像，何能有一隙之窺？然而半生之精力在此矣。龜山先生云：“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譏評訕笑，用覆醤瓿者，無幾矣。”不肖曷不量而又踵是？復竊自念，譏評訕笑之來，評所當評，笑所當笑，即可以求其所未至，亦即可公己公人，而與天下共求其所未至，固不妨盡披其短拙疵謬之見於有道君子之前，而醤瓿亦効一覆之用也。第恐其為成都醤翁之瓿，如井上之勿幕有孚，並其覆亦無所用之。萬曆甲辰秋九月丙辰，毘陵錢一本題。[14]

此段文字所敘，可與其《像抄引》中所涉人、事及著述緣由相發明。錢氏萬曆癸未（十一年，1583）任官廬陵，受王時槐、陳嘉謨影響而研《易》，歷二十年而成《像象管見》，即其“題辭”之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又歷時約十年，即錢氏《像抄引》末所署之萬曆甲辰（四十一年，1613），復成《像抄》一書，亦與《像抄引》首所稱“至於今又幾十年”相符。而錢氏《易》著中不但大量引述陳、王二人之說，《像抄》中更有直接與陳嘉謨論《易》之書信。[15]因此，錢《引》之可靠性可以由此得以確證。[16]此外，此篇《題辭》整體上婉轉設喻的風格，與撰寫於十年後的《像抄引》如出一轍，亦可資證明後者為錢氏手筆。[17]

總之，比較兩篇自序之內容和行文，可以明顯看到其中抄襲和篡改之痕跡；結合兩篇序言作者的背景和經歷分析序文內容，則胡氏《自序》中矛盾牴牾之處顯而易見，而錢氏《像抄引》所敘則可以得到證實。因此，可以初步認定，所謂胡居仁撰《易像鈔自序》，其實是後人篡改錢一本《像抄引》的結果。以下本文將進而比較分析《易像鈔》與《像抄》兩書在結構與內容方面的關係。

 

三、《易像鈔》與《像抄》結構、內容之比較分析[18]

 

大體而言，除卷帙多寡及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外，兩書在具體內容上幾乎完全一致，其相同之情形列表如下：

表二：《易像鈔》、《像抄》內容相同情況對照表

內  容[19]	《像抄》			《易像鈔》
	卷次	刻本頁	影印本頁	卷次	抄本頁	影印本頁
卦圖之馬圖、龜書、太極、體用一源	一	1-28	102-115	一	1-34	133-150
卦圖之河洛合圖、一陰一陽、通知晝夜、先天豎圖、天日交圖、先天方圖	一	29-48	116-125	二	1-23	150-161
卦圖之先天圓圖、後天圓圖、乾坤易之門、序卦（頁1-16）	一	49-78	126-140	三	1-37	162-180
卦圖之序卦（頁17-19）[20]、三十六宮、雜卦、制器尚象、大衍	一	79-104	141-153	四	1-32	181-196
卦圖之九卦、四象圖、八卦、重卦圖	一	105-117	154-160	五A[21]	1-16	197-205
繫傳	二	1-24	160-172	十四	1-29	345-359
繫傳	二	24-50	172-185	十五	1-34	360-376
附錄各書	三	1-24	185-197	十六	1-30	377-391
附錄各書	三	24-44	197-207	十七	1-26	392-405
附錄雜吟詠	四	1-24	207-219	十八	1-31	405-420
上經之乾	五[22]	1-15	219-226	五B	16-33	205-213
上經之坤、屯、蒙、需	五	16-48[23]	227-242	六	1-39	214-233
上經之訟、師、比、小畜、履、泰、否	五	49-80	243-258	七	1-38	234-253
上經之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	五	81-99	259-268	八	1-20	253-263
上經之賁、剝、復、無妄、大畜、頤、大過、坎、離	五	100-136	268-286	九	1-41	263-283
下經之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暌、蹇、解	六	1-26	287-299	十	1-28	284-298
下經之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	六	27-61	300-317	十一	1-39	298-317
下經之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	六	62-100[24]	317-336	十二	1-41	318-338
下經之未濟	六	101-109	336-340	十三	1-12	339-345

 

需要補充的是，在具體內容上，除個別字詞不同外，《像抄》 “卷下下經”（即第六卷）節卦的最後一條：“明道先生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25]此句為《易像鈔》所無；此外，《像抄》卷三《答湯汝敬》一書，在《易像鈔》中題作《答友人》[26]，但內容沒有變化。

從表二的對比情形可以看出，兩者明顯的差異在於卷帙和內容分佈的不同，變動最大的是《像抄》一書的中間兩卷“附錄各書”和“附錄雜吟詠”，在《易像鈔》中居於全書之末。《像抄》卷一為卦圖，卷二繫傳，卷三卷四為“附錄”論《易》的往來書信和有關《易》的吟詠，最後兩卷並未明確題作“卷五”、“卷六”，而是題為“像抄卷上上經”、“像抄卷下下經”，就全書的佈局來看，確乎較為特別。《易像鈔》調整“附錄”至全書末的處理方式，看起來更符合“附錄”文字的地位；《像抄》中各卷字數多寡嚴重失衡的情形，在《易像鈔》中也大致得到平衡。然而，《易像鈔》的變動看來也有不盡理想的地方，如其將《像抄》“卦圖之序卦”分割開來，歸於卷三、卷四兩卷中，而後者僅僅只有兩三頁的分量；同樣，其卷五則又包括《像抄》中明顯不同的兩部分內容，即“卦圖之九卦、四象圖、八卦、重卦圖”與“上經之乾”。出現這種情況，或許是由於改編者的草率，或許是因為《易像鈔》各卷版心不註明具體內容而易於致誤。由以上情形，可以推測：《像抄》產生在前，《易像鈔》出現在後。因此，在錢一本《像抄》的“著作權”沒有疑問的情況下，則《易像鈔》應當產生於錢氏書之後，這與兩書自序的比較結果是吻合的。這一點，尚可結合對兩書內容的具體分析中得以確認。

胡居仁主要活動在明代天順（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間，如果考慮到序言中“幾二十年”的說辭，則其書之撰成只能在成化朝的中後期。以下首先分析書中所引用明儒《易》說的情況。

由於兩書內容幾乎完全一致，這裡選擇以《像抄》進行討論。書中除卷三卷四“附錄”以外，大體上各以獨立的條目進行解說，或在條目的開頭標明抄自某人某書，或在行文中順帶引出某人某說，或在條目末尾用小字註的形式標出，這與其書名“抄（鈔）”頗相吻合。當然，部分條目或系作者自己的看法，並無來源可尋。除宋儒周、程、邵、張、朱、楊、陸諸儒外，該書還大量引用了明代人的成說。筆者的初步統計顯示，書中引用的明人超過四十人，此外還有少數幾人只提某氏而無法確認者。引用最多的是焦竑（1541-1620）《易筌》，凡二十七次：卷一共二次，卷二共一次，而卷五（即卷上上經）共十四次，卷六共十次；其次為章潢（1527-1608）之說，共二十六次：卷一共十四次，卷二共三次，卷五共六次，卷六共三次；再次為瞿九思（1546-1617），共十二次；鄧元錫（1528-1593）共九次。此外，如崔銑（1478-1541）、管志道（1537-1608）、楊時喬（卒於1609）等人之《易》說，也多次被引用。而所有上述這些被引述較多的明人，均活動於胡居仁去世後的中晚明時期，只有薛瑄（1392-1464）、陳真晟（1411一1474）等少數兩三人在胡居仁之前或與胡氏同時，而書中引述薛瑄四次，引述陳真晟僅一次。這些情況表明，胡居仁作為《易像鈔》的作者是值得疑問的。

當然，上述情況並不能完全否定胡居仁曾經有過撰述的可能，四庫館臣已經進行過類似推測：此書有可能是在胡居仁撰述的基礎上，“後人所裒輯”，或“後人裒其緒言，重為編次”。對於這一點，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第一，前舉書中引用胡居仁之後的明人《易》說，不但數量龐大，而且這些引述遍佈於該書的各個部分，難以稱“裒輯”。第二，書中引述的成說與胡居仁本人的學術取向嚴重不符。胡居仁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最為人所矚目的一點，就是他那嚴格遵循朱熹學說的一絲不苟的態度，這種態度甚至嚴格到了他連朱熹本人都挑剔起來的地步，正如《四庫提要》所強調的那樣，對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等書，胡氏就曾經明確表示不滿，視為“甚無謂”之舉，“使人入異端去”。[27]與此相應的，是胡氏對“異端”之學，特別是對禪學不遺餘力的批評態度，為此他在著作中一再明確批評他的同門、同樣著名的理學家陳獻章（1428－1500）。胡氏的朱子學繼承者形象，以及面對佛學的儒家正統捍衛者形象，一直是他活躍在儒者心目中的重要理由，從他在世起直到《四庫全書》的纂修期間，並沒有大的變化。因此，如果有人“裒輯”或“重為編次”其經學著作，這是首先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然而，書中的引述不但完全沒有呈現出這一傾向，甚至與此背道而馳，譬如引用最多的《易筌》一書，[28]其“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雜引《列子》、《黃庭內景經》、《抱朴子》諸書以釋經史”；[29]而其作者焦竑，也是晚明學術思想史上主張三教不分、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胡居仁的翼經之作中會最大量地取資這樣一部釋、道、諸子百家雜糅的《易》著，即使是後人的排比增訂，這也是無法想像的。第三，同樣明顯的證據是，書中曾經兩次明確引用胡居仁本人的《易》說，《像抄》卷一“卦圖·一陰一陽”條：

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陰一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更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30]

在此條引文末，作者以小字註明“胡叔心”（胡居仁字）三字，檢此條乃截取胡居仁《居業錄》卷八“一各生兩”條之語。[31]又，《像抄》“卷上上經”（第五卷）離卦“陽實陰虛”條云：

陽實陰虛，坎實離虛，分截為兩，不得有陽之實，是以成陰之虛，有坎之中實，是以成離之中虛，如離為目，其瞳子一點，坎精為之也。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裏面潔淨明瑩無昏雜，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胡敬齋曰：“儒者敬以治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虛，是無主人矣。又有只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主人，不會理家事。”然則不本陽實而言陰虛，不本坎實而言離虛者，亦所謂窺其戶、閴其無人之虛而已矣！[32]

文中所引胡居仁語，節錄自明人陳邦瞻刊行的《合刊三先生語錄》本胡居仁《居業錄》卷一。[33]從文中“胡敬齋曰”這一引述方式來看，可以肯定該書的作者並非胡居仁——很難想像，在這樣的著作中引述自己的語言文字時需要稱呼自己的別號（胡氏號敬齋）。但這種引述出現在錢一本的著作中，則不但符合一般行文規律，而且胡居仁的著作尤其是《居業錄》一書乃中晚明儒者特別是理學家之基本讀物，其各種改本、節本也流傳較廣，作為理學中人的錢一本不會陌生。

此外，《像抄》卷三、卷四共兩卷的“附錄”內容，對於確定其作者亦頗有幫助。卷三“附錄各書”，共收《答陳蒙山先生》一通，《答顧季時》十一通，《與友人》一通，《答于元時》兩通，《答陳曰仁》一通，《答友人》九通，《答湯汝敬》三通，[34]《答耿庭懷》三通。除“友人”身份難以確定、以及陳曰仁、湯汝敬資料較少外，其餘幾人的基本資料如下：

陳蒙山，名嘉謨，字世顯，號蒙山，江西廬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35]

于元時（1538-1615），名孔兼，一字元時，號景素，金壇人，萬曆八年（1580）進士。[36]

耿庭懷，名橘，字庭懷，獻縣人，萬曆間舉人。

顧季時（1554－1607），名允成，字季時，號涇凡，憲成弟。

顯然，這些人絕不可能是四庫館臣所謂胡居仁“與人論《易》，往復劄記”的對象。即使館臣可能對陳、于、耿諸人較為陌生，但無論如何也不應錯置明末著名儒者顧允成之生活時代，事實上《四庫全書》不僅全文收錄顧氏《小辨齋偶存》一書，而且對顧氏節義讚揚備至，稱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真氣流溢，發於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37]《像抄》卷三書信之後為《古易質疑》六條，以及《古易題辭》一文，後者實為“瀛海耿侯之《述古易》”而作之序言，[38]末署“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秋季之吉”，顯然也不可能是胡氏“自記所學”。卷四“附錄雜吟詠”多達二百一十五首，雖難以一一從內容斷案，然其第一組《先後天圖雜詠》十六首之第八首，自註即引用羅洪先（1504－1564）“羲皇去我久，惟有卦畫存”詩句；而此卷近末復有《次于元時（于孔兼）論易》四首。藉此可確定，此卷文字亦非胡居仁之所為，絕非《提要》所云胡氏“隱括歌辭以舉其要”的。

稽考現存關於胡居仁的直接文獻記載，無法獲得任何有關其撰著《易像鈔》的綫索。胡居仁雖然通《易》，但據有關其生平的早期傳記文字，他更精通《春秋》。[39]胡氏著作大都在身後由門人和女婿余祐負責整理和刊佈，但余氏完全沒有提到此書的存在。並且，在現存胡居仁的著述中，只有四庫本《易像鈔》有所謂胡氏《自序》，四庫館臣也以《易像鈔原序》為題予以保留，然而此序既不見於胡氏文集，其文字風格不類胡氏手筆，所敘內容也與事理不符。此外，胡居仁與其師吳與弼、同門陳獻章，以及薛瑄等明初諸儒一樣，均主張“不事著述”，特別是在“羽翼聖經”的經典注疏方面，幾乎都沒有專門之作流傳。若胡居仁有這樣一部經學著作存世，則在其從祀孔廟的歷程中，這部翼經之作無疑將會為他獲祀孔廟增添有力憑藉。[40]事實上，萬曆十三年（1585）胡居仁的同鄉後學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孔廟時，就指出居仁“著述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逸失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文集。其間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真非淺鮮已也。”[41]李氏一面請求“以其（胡居仁）所著《居業錄》、《粹言》同薛瑄《讀書錄》行儒臣纂修，編於《性理大全》之後，列於黌宮，開示來學”，同時將胡氏所有存世著述予以重刻。[42]但既沒有所謂《易像鈔》，甚至也無法提供翼經之作《易傳》、《春秋傳》。

類似情形同樣可以在《四庫全書》纂修以前的各種明清藏書目錄中得到驗證。遍檢現存為數不多的明代書目，以及清初相關的權威書目題跋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明史·藝文志》等，皆無胡居仁著《易像鈔》的記載。[43]此外，去世於1609年的楊時喬，在其所著《周易（古今文）全書·傳易考》中網羅明人論《易》之專書，以及文集、語錄中論《易》之說多達近六十家，包括胡居仁《居業錄》中論《易》之語，及余祐《性書》等，但同樣沒有胡著《易像鈔》的任何綫索。[44]簡言之，在胡居仁去世近三百年之後的《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其所著十八卷《易像鈔》面世，而此前沒有任何有關此書的直接或間接記載。

綜合上述各種內外證據，可以肯定，《四庫全書》全文收錄的十八卷《易像鈔》，非胡居仁之作，並且也不可能如《四庫提要》所臆測的那樣——“後人裒其緒言，重為編次”，而是晚明儒者錢一本所著《像抄》一書。從錢著《像抄》到署名胡著《易像鈔》，其大致情形和可能的原因，是本文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四、四庫本之來源及館臣致誤原因初探

 

乾隆三十七年（1773）正月四日，清高宗頒佈擴大徵採遺書之令：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鶩，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均毋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鑒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核，有堪備覽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45]

這段對《四庫全書》之纂修影響甚大的文字，大體規定了徵採書籍的標準、範圍和初步的操作方式。“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之書，屬於優先購覓的範圍；其次則“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之類。據此可以推測，以胡居仁的學術思想主張和行為取向，及其本人在明、清兩代官私各方評論中之位置，[46]其著作無疑完全符合上述第一條標準；而《易像鈔》這樣一部翼經之作，自然符合“發揮傳注”的要求。因此，假如有一部署名胡居仁著的《易像鈔》，則與《四庫全書》最重要的徵書標準若合符契，這是考察四庫本胡著的一個基礎。事實上，《四庫全書》收錄了所有今日存世的胡居仁著述，包括其語錄《居業錄》和文集《胡文敬集》，以及被視為胡著的《易像鈔》，甚至還“存目”了《居業錄》的改編本。[47]因此，儘管四庫館臣對《易像鈔》一書的佚而復見表示了懷疑，但最終還是將之收入《四庫全書》。[48]

就胡氏《易像鈔》來源而言，《四庫採進書目》“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計共一百八十種”項下云：

《易象鈔》四卷，明胡居仁，八本。[49]

卷數、來源與《四庫提要》所述相吻合，顯然這就是《四庫提要》所據之本。但為何此前的“書前提要”和《簡明目錄》所記總卷數既不相同，且內容又矛盾若此？

進一步追溯《易像鈔》的來源，則兩淮鹽政李質穎（乾隆二年[1737]進士）進呈書籍的情形值得深究。兩淮鹽政前後總共七次進呈書籍，具體情況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和《四庫採進書目》製表如下：

表三：兩淮鹽政李質穎進呈書籍情況表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四庫採進書目》
進呈次序	時  間	數量	書籍來源	奏  摺	資料出處	名目	資料出處
1	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日	291	馬裕家：高晉選62；李質穎選211。 總商江廣達等“購覓得”：18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解送馬裕家書籍摺	頁86－88	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計共二百二十九種； 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計共六十二種	頁67         頁70
2	三十八年四月初六日	394	馬裕家：370。 總商“訪覓得”：24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續呈馬裕家藏及總商等訪得書籍摺	頁93－94	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計共三百九十四種	頁71
3	三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133	馬裕家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進呈高晉等送到原書暨密訪馬裕家再無秘藏摺	頁101－102	[50]
4	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	240	總商江廣達等“覓得”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專差齎送第四批書籍摺	頁128－129	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計共二百四十種	頁54
5	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470	總商等“覓得”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專差齎送第五批書籍摺	頁134－135	兩淮鹽政李續呈送書目計共四百七十種	頁58
6	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38	“覓得”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續進獲舊板等書開單呈覽摺	頁138
7	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180	總商等“覓得”	兩淮鹽政李質穎奏專差送交續得書籍並繕書目呈覽摺	頁157－158	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計共一百八十種	頁65

 

需要說明的是，從《檔案》可知，由“兩淮鹽政李”辦理的呈書，事實上包括了《四庫採進書目》中題為“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的書籍。高晉（1707-1779）最先從馬裕家揀選了一百三十三種書籍，但沒有立即進呈，“以六十八種發蘇州書局校勘，其餘六十五種在揚州就近檢查解省”，後受命轉交李質穎一體承辦。

在第二次奏進馬裕家藏書後，李質穎接到諭旨，其中特別強調：

昨閱單內所開各書，亦多係近代人詩文等集，其於古書善本，尚不概見。馬裕家夙稱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或原辦時尚系地方官往彼詢訪，其家未免心存畏懼，又憚將善本遠借，故所開尚爾不精不備，亦未可知。並著李質穎善為詢覓，如單外另有佳本，仍開目錄續奏，以便檢核借用，務期多多益善。[51]

在接到這道上諭以後，李質穎火速進呈（第二次在三十八年四月六日，第三次在四月十九日）原屬高晉揀選的一百三十三種馬裕家藏書，並表明馬裕家藏書確實已經無可再選；但與此同時，他不得不大力貫徹前此高宗的另一指示：“派總商內曉事之人，如江廣達等，令其因親及友，廣為訪借……流傳已少及現在並未通行各書。”[52]故此後幾次進呈之書，皆由後一途徑得來，所謂“訪借”，其實主要是“向書賈廣行購取”而來。[53]

上述進呈書籍的背景和具體過程，對於進一步追溯胡居仁《易像鈔》一書的來源，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幫助。至此可以瞭解到的是，《四庫採進書目》所著錄的“《易象鈔》四卷，明胡居仁，八本”，來源於李質穎任職兩淮鹽政期間的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進呈書籍，而這批書籍並非源於任何來歷可據的藏書之家，李氏談到其來源時稱：

復令總商等因親及友，設法購求。茲據該商等將覓得書籍陸續送閱，奴才細加檢查，擇其未嘗經目、留傳尚少者，僅得一百八十種。[54]

因此，題為胡居仁的《易像鈔》，最大的可能來源是總商等“因親及友，設法購求”所得，而此書復被李質穎當作“未嘗經目、留傳尚少”之“佳本”進呈四庫館。諷刺的是，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日進呈第一批書之前，李質穎就因為“系翰林出身，於典籍氣味尚近”而令清高宗頗感放心。[55]在離開兩淮後，李質穎在安徽、浙江、廣東三省巡撫任上還致力於查禁“違礙書籍”，並頗有收穫。[56]

此外，從考慮事情的複雜性以致易於使四庫館臣發生錯誤的角度出發，進呈書籍中的錢一本《易》著值得關注：

表四：《四庫採進書目》中所見錢一本《易》著略表

書名	卷數	作者	形態	書籍來源	頁碼
像象管見	九	明錢一本	五本	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	74
像象管見	九	明錢一本著	五本	武英殿第一次書目	192
像抄	六	明錢一本著	四本	兩江第一次書目	34
易像鈔	六	明錢一本著	四本	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	88
像鈔	六	明錢一本著	四本	武英殿第一次書目	189
易象鈔	上下經二卷卦圖系辭附錄共四卷[57]	明御史武進錢一本撰	刊本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	236
按：《四庫採進書目》中還著錄錢氏《黽記》、《範衍》、《遯世編》等多種次，不具列。

 

《像抄》的眾多進呈本，特別是其中有兩部甚至與四庫本題為胡居仁的《易像鈔》同名，[58]確實增加了致誤的可能性，但同樣不能解答的是：即使誤抄作者，但兩書卷首的序言既不可能“誤抄”，從六卷本的錢著變為整齊劃一的十八卷本胡著也絕不可能屬於“誤抄”，前述表一、表二對兩書序言和內容的對照有力地表明，卷帙格局的變化絕非“誤抄”所致，而是有意識重新排比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也許還應該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四庫全書》在全文收錄了題為胡居仁著《易像鈔》的同時，還收錄了錢一本《像象管見》一書，而將錢著《像抄》列入存目，然《像象管見》成書早於《像抄》將近十年，《簡明目錄》也指出了這一點，但並沒有提供全文著錄前者而僅僅“存目”後者的理由。而且，《四庫提要》所據以著錄之《像象管見》，以及錢氏《四聖一心錄》兩書，皆出自進呈的“兩淮商人馬裕家藏本”，[59]而《像抄》雖有諸多進呈本，但最終卻據“內府藏本”存目。

簡而言之，《四庫提要》所據胡居仁《易像鈔》，是兩淮鹽政李質穎在乾隆皇帝的催索之下，通過當地總商向書賈匆忙購取，而由李氏在此任上最後一次進呈之書。因此，此書的最初來歷就存在疑問。結合之前由乾隆皇帝本人所定的徵書標準，以及兩淮鹽政實際的採集環境，完全有可能此書是書賈為射利而將錢一本所著《像抄》改署胡居仁之名的結果，書前的序言，大概也是在此時篡改的。這一點在進呈時間上也可以獲得支持，從李質穎的第四次進呈書開始，就完全屬於委託總商等人輾轉“購求”所得，至其第七次進呈時，書賈已經擁有足夠的作偽資訊和實際操作時間。[60]

至此可以嘗試回答三種提要中所記四卷與十八卷的差異及其相關問題。最初進呈的四卷本，應該沒有包括《像抄》“卷上上經、卷下下經”的兩卷，一則因這兩卷內容原本單行，再則“書前提要”和《四庫提要》中“三卷以下”、《簡明目錄》中“後二卷”的描述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方能與之吻合。但至少在撰寫“書前提要”之前，十八卷本已經出現，即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易像鈔》。如前所述，這個本子在來源方面沒有任何綫索，在內容上卻又完全同於錢一本《像抄》，而“書前提要”中“十八卷”與“三卷以下”共存的描述，說明作者同時參考了進呈的四卷本和這個憑空出現的十八卷本。但《四庫提要》的最後統撰和校核者顯然不知道這個十八卷本的存在，在以《採進書目》復核“書前提要”時，注意到了其著錄十八卷之誤，並改為四卷，同時注明是據兩淮鹽政採進本，避諱的“元渺”也在此時被改為“幽渺”。但“書前提要”中“三卷以下”的提法仍然得以保留，如果不是統撰者的粗心，則是取進呈的四卷本進行復核無誤而予以保留。看來在《四庫提要》的統撰者眼中，該書只有四卷本的存在，因而對於全文抄入《四庫全書》的十八卷本《易像鈔》毫不知情，這一點亦可佐證這個十八卷本的來歷不明。[61]《簡明目錄》大體介於“書前提要”和《四庫提要》之間，從其開始纂修到最後定本也經歷了十餘年時間，分別受到兩種提要的影響，因此《簡明目錄》既有十八卷之說，也有四卷的記載。[62]

 

五、“文以人重”：《四庫提要》潛在的一種評判標準

 

上文從四庫本胡居仁《易像鈔》“提要”之矛盾，以及胡氏此書與錢一本《像抄》之序言、結構、內容之比較，證明《四庫全書》所收錄署名胡居仁著之《易像鈔》，實為晚明儒者錢一本之《像抄》，並進而從《四庫提要》著錄之綫索，追溯四庫本胡著之來源，及推測其可能致誤之原因，指出四庫館臣最初得到的四卷本胡居仁著《易像鈔》，很可能是出於書賈篡改作偽的結果；而這樣一部冒襲之作進入四庫館以後，經過館臣的審閱、“考證”和撰寫提要並一再校勘以後，不但再度被坐實為胡居仁之作，而且以完全不同的形態出現和流傳於世。在此基礎上，下文進而通過《四庫提要》對胡、錢二書的評價，檢討其纂修中潛在的“文以人重”傾向。

儘管四庫館臣對錢一本《像抄》殊無好辭，但此書在刊行以後迅速受到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四庫採進書目》中著錄的眾多進呈本已大體可以說明此書流傳甚廣。事實上，早在序刊於天啟六年（1626）的陳仁錫輯《八編類纂》中，其《六經圖》第一卷《大易象數鉤深圖》部分共載圖三十九，其中有二十八圖即取自錢氏《像抄》，[63]則此書受時人之重視可想而知。此外，是書在萬曆四十一年錢氏自序刻本之外，至少還於康熙四十年（1701）前後得以重刊，[64]並且為藏書家所廣泛收藏。[6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已經指出，所謂《易像鈔》與《像抄》在內容上幾乎完全相同，因此，以下將從比較《四庫提要》對事實上完全相同的這兩部書的“提要”進行討論。必須承認，這樣的比較對“提要”的撰寫者來說將構成嚴酷的挑戰，特別是在考慮到兩書“提要”的撰寫者很可能並非同一作者時，這一比較幾近於苛刻。但一則因為《四庫提要》最終經過統撰，同時也只有通過這種毫無轉寰的比較，才能驗證“提要”的質量，以及看出問題所在。

通過比較可以獲悉多方面的訊息：在概括兩書各部分的大體內容方面，兩者沒有太大差異，這至少證明“提要”撰寫者翻閱過這兩部書，而不是僅僅根據序跋進行撮述。但是，在接下來的評論中，對胡著則先轉向其值得稱道的師門，以及其青出於藍的為人和為學，並且不忘提及他那部有名的《居業錄》：

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瑄俱號醇儒。所著《居業錄》，至今稱“道學正宗”。

對《易像鈔》的直接評述則只有一句讚辭：

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渺（亦作“幽渺”）之談。

反觀對錢書的評論，首先檢討其書名與內容的名不符實：

雖以“象”為名，實則衍陳摶之數學；

接著批評其卦圖之失：

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衍為三十二圖，圖各有說，縱橫比對。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謂象者，像也，卽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圖，後儒已不免異同，[錢]一本藉以旁推，尤為支蔓。雖《易》道廣大，隨拈一義皆有理可通，究非聖人設教之本旨也。[66]

對同一部書的兩篇“提要”，其評價幾乎剛好相反。前者略過書名與內容不談，後者則指責其名實不符；前者“不涉支離玄渺之談”，後者“尤為支蔓”！[67]這樣的差異，顯然不可能僅僅用兩部書在卷帙排列方面的不同予以解釋。

整體而言，胡著《易像鈔》的“提要”，跟整部《四庫提要》對胡居仁及其著作的評價保持了一致，[68]也跟《明史》等官方代表性看法相近，顯然符合清代官方提倡朱子學的需要。[69]儘管在同一時期考證學已經興起，主流的治學興趣和方法皆已轉移，但胡居仁這類在個人道德修養上無可指摘的躬行實踐之士，在政治和倫理上仍然受到相當的尊重，“不涉支離玄渺之談”的評語，與其說是針對《易像鈔》，不如說是胡居仁一生的人格寫照。[70]相比之下，錢一本及其《像抄》在“提要”中受到的批評顯而易見，《四庫提要》對他的《四聖一心錄》同樣頗多貶辭：“是書於《像鈔》之外，又捨數而言理，其言理捨天而言人，其言人又捨事而言心，推闡之以至於性命。體例近乎語錄，其論亦多支離，如謂許由讓王為能知河、洛之道，又謂《序卦傳》為格物之學，大抵皆無根之高論也。”[71]

胡居仁及其《易像鈔》並非《四庫提要》中唯一的例子，朱鴻林先生的研究指出：以氣節志行著稱的明賢岳正（1418-1472），四庫館臣在讚揚其個人志業行事的基礎上，稱許其“雜論陰陽、五行及醫、卜、星、算之說”的《類博雜言》一書為“頗有發明”；但當同一部書作為佚名所著收入《四庫提要》存目時，就被批評為“穿鑿附會”、“牽強”。[72]這些事例說明，《四庫提要》對作者本人的肯定，往往被“移情”到對其所著書的稱讚，這種“文以人重”的情況，既豐富了我們對盛清時期考據學“實事求是”的多樣認識，同時也提醒我們在透過《四庫提要》瞭解和利用前賢著作時，需要考慮更多更複雜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