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詩話界義與作品分類析論

 

楊雅筑 *

前言

        《四庫全書》在清高宗乾隆三十八（1772）年開始編輯[1]，於四十七年（1782）成書[2]，高宗「特命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三千四百五十八種，存目著錄六千七百八十八種，計一萬二百四十六種」[3]，《四庫全書》的纂修官在處理規模浩大的文獻整理工程之中，逐步寫成一部目錄學的專著，即高宗六十年（1795）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4]）。清代撰修《四庫全書》形成了三種有所區別的提要，而《總目》定稿於最後，擷取各書提要，編次考訂，最後送交總編纂官潤修而成[5]，足見《總目》後出轉精，集合其它提要的精華。《總目》問世之後，受到當時與後世無數學者的重視和稱道，認為是「規模最宏大，體制最完善，編製最出色的一部目錄書」[6]、「闡明學術，考鏡源流，成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學術文化史」[7]，由此牽動日後認識文學作品的視野。

扣合《總目》與詩話一體所產生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前置作業是必須率先梳理《總目》對於詩話的界義，如此一來，方能掌握館臣心目中真正的詩話作品，從而推究出《總目》與詩話相關的各式論題。故此，筆者以「《四庫全書總目》詩話界義與作品分類析論」為題，展示《總目》對於詩話一體所抱持的觀念，進而探討其分類的原因。

壹、詩話的內容

        「詩話」一體，是中國詩歌繁榮之後所產生的文體[8]，蔡鎮楚：「在中國詩話史上，自從歐陽脩首創詩話之體以後，詩話出現了長足之勢」[9]，自宋代開始，許多研究者與撰寫詩話的作者，都曾經對詩話的內容，提出各種詮釋。本節首先整理歷代言說的詩話內容，其次粑梳《總目》所認定的詩話內容，展示館臣的想法，及其與前後研究者的異同。

（一）歷代論述詩話內容的沿革

首創詩話一體的歐陽修（1007~1072），在《六一詩話》卷首載明「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10]，可見詩話的的產生，是建立在「以資閑談」的概念上，所以寫作的態度是輕鬆而不甚嚴謹的，對於內容而言，也沒有精確的規定。直到北宋末許顗（約1128前後在世），對「詩話」的內容開始有比較清晰的論述，《彥周詩話》載：「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11]，將詩話內容定義為明辨字詞句法的優劣，完備古今見解，記錄風教盛德和奇聞異事，並能訂證訛誤等。明胡應麟（1551~1620）：「他如孟啟《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12]，指出孟棨《本事詩》等作品，雖然歸入集部詩話文評之類，但仍然與小說家者流十分相近。清代章學誠（1738~1801）將詩話的內容區分為「論詩及辭」與「論詩及事」二種[13]，羅根澤亦云：「詩話有兩種作用，一為記事，一為評詩」[14]，但是「記事」和「評詩」二者有時也會相互重疊，所以郭紹虞也說：「詩話中間，則論詩可以及辭，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辭中及事，事中及辭」[15]，所謂「論詩及辭」，是指研究詩人詩作，以理論為主，劉德重、張寅彭曾經總結前人的說法，指出「論詩及辭」的內容可有「談理論」等五種方向。[16]而宋詩話多半是論事的內容占大多數，如同蔡鎮楚所言：「主要是沿著歐陽修所開拓的『以資閑談』的路線發展。詩話以論詩及事為主，屬於閑談隨筆者居其多數」[17]，羅根澤提到記事和評詩的詩話，分別呈現不同的主軸：「記事貴實事求是，評詩貴闡發詩理；前者為客觀之記述，後者乃主觀之意見」[18]，所謂「記事」的部分，可以與章學誠所謂「論詩及事」互相參證。劉德重、張寅彭總結「論詩及事」的內容，分為三點[19]，可見「詩話」一體，從最初的「以資閑談」的作意，至今已發展為圍繞著詩歌展開，延伸出與詩歌相關的一切討論和記述。現今收錄宋詩話的書籍，以吳文治主編的《宋詩話全編》一套十冊，搜羅最為齊全，此書選取的標準非常廣泛：

搜羅已成書的詩話之外，遍及別集、隨筆、史書、類書等諸書中的詩歌理論、詩評、詩歌表現方法的研討、詩人事迹、重要詩篇本事，以至具有理論價值的詩語考辨與詩義疏證。[20]

可見其中的詩話內容，包含「詩歌理論」、「詩評」等六點，可與劉德重等人所界定的詩話內容互相參照。其中收錄原已單獨成書的詩話一百七十餘種，又新輯入散見的詩話四百餘萬字，近四百家原先無詩話輯本傳世的詩論家，從此列席詩話作家[21]，可謂現今最完備的宋詩話輯本，被譽為是極富學術性、系統性、縝密性的出版書籍。[22]

（二）《總目》對詩話內容的規範

        自宋代開始，名為「詩話」的作品，在內容上多出現龐雜的取向。而四庫館臣在辨析這些複雜的作品時，也同時透露出詩話一體，必須兼具的內容，即考證、評論、記事與宗旨四項，館臣並且用這四個指標，進一步梳理詩話作品價值與文學地位的高低優劣。以下分述：

1.考證

劉德重、張寅彭等人，曾在論詩及辭的項目之中，提出「作考辨」一項，並說明此項即為：「對詩歌的創作背景、命題立意、典故出處、字句來歷以及所涉及的名物制、風土習俗等進行考證詮釋、辨誤糾謬，旁涉訓詁、校勘等」[23]，此說似是延續《彥周詩話》所謂「正訛誤」的內容規格。相同的，四庫館臣也力求詩話作品應該具備詳實的考證工夫，所以在提要的書寫之中，館臣經常性的提出作品之中考據的事例，並且加以評析。有時指出詩話作品考證的精到之處，諸如〈觀林詩話提要〉：「以《左傳》「小人之食」為「小人之羹」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之中，亦可謂之佳本矣」[24]，這一段文字的論述，是根據吳聿《觀林詩話》：「東坡詩有『饜小人羮』者，蓋用潁考叔之語：『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然初不云小人羮也。」吳聿引述蘇詩〈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之一〉[25]，指出語句的典故出自於《左傳》隱公元年記潁考叔之語[26]，然而《左傳》所記，並非使用「小人羹」三字，而蘇軾加以衍化，而行成詩句中的語辭。館臣以這一類的論述為例，肯定吳聿在考證上的貢獻，郭紹虞亦指出：「《四庫總目提要》於是書考證部分論述特詳，舉其長處亦正其疵誤，評斷甚允。蓋當時撰提要者，多偏於考據，故極為中肯。」[27]四庫館臣用一千多字書寫〈觀林詩話提要〉，並且詳細舉出書中相關於考證的事例，引據了「小人之羹」等總共十六條的文獻[28]，說明此書「足以資考證」的價值。雖然在這十六則之中，吳聿偶有考證上的失誤[29]，而館臣不察，但是《總目》特別注重在詩話的考證內容，可以以此則為代表。

而館臣對於考證失當的書籍，也一一指摘其誤，諸如吳可《藏海詩話》，其中一則云：「曉天赤如霞者謂之『陰淪』，見《爾雅》」[30]，然而《爾雅》之中，並沒有記載任何與「陰淪」相關的語詞，故《總目．藏海詩話提要》指出：「訛『渝陰』為『陰淪』，併訛《廣雅》為《爾雅》，亦小有舛誤」[31]，是說吳可所謂「陰淪」一詞，應該是「渝陰」，此語見於《廣雅》，今本寫作「朝霞正陽渝隃陰沆」[32]，可見吳可詩話中的記載，是為考證上的失誤。

除了讚美和糾謬考證事例之外，《總目》有時也採取直接用下斷語的方式，總結論述其人其書的考證功力，諸如《中山詩話．提要》：「攽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鉤棘字句、以空談說詩者比也」[33]，將劉攽學問紮實，詩話中的考證甚為可取的特點，輕輕點明，並於宋季的江湖詩派做對比，提高劉攽考證論議的價值。又《二老堂詩話．提要》：「必大學問博洽，又熟於掌故，故所論多主於考證」[34]，此說並非針對書中的字句，論述考證的得失，而是描寫周必大（1126~1204）學問和特長，指出其詩話偏於考證的性質。

        不論是舉例說明詩話作品之中的考證，指陳優劣，或是用直接敘述的方式，表現作品或作者的考證事實，四庫館臣在提要之中，不停地標舉「考證」一事，這不但是清初治學態度的歸向，也間接說明「考證」實為詩話的重要內容之一。

2.評論

前已述及，《彥周詩話》之中詩話內容的首要項目，是為「辨句法」，也就是辨別詩歌語句的精粗不同。劉德重、張寅彭等人敘述「論詩及辭」內容中的「寓品評」，曾提出解說：「對前代或當代詩人詩作進行分析、評價，指出其風格、成就、地位及前後繼承關係、品第高低，比較優劣，標舉隽句，提出批評性或鑑賞性的意見等」[35]，同為「論詩及辭」的「講法式」則是：「對詩歌的格律、聲調、音韻、對偶、造語、用事等藝術技巧問題加以研討，提出一定的作詩法則或規範等」[36]，不論是「辨句法」、「寓品評」或是「講法式」，大約可以歸屬於詩話之中「評論」性質的文字。

針對詩話的作品，《總目》每每指出其中的評論，並且給予高下的分判，這一個書寫詩話提要的步驟，證明「評論」一事，在四庫館臣心中，也是詩話不可或缺的內容。而《總目》敘述詩話作品的評論時，也是經由舉證實例與直接陳述二種方式，推展出詩話作品的評論面貌。諸如〈石林詩話提要〉，四庫館臣首先敘述作者身世，並指出詩話中評論歐陽修、蘇軾二人共八條文獻，指責葉夢得論述失當，批評夢得以新黨黨人的身份，貶抑舊黨詩人，然而文末又話鋒一轉，提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竅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比」[37]，館臣在嚴厲批評夢得作品之徫，又突然讚美夢得評詩論詩的功力，造成讀者閱讀感受的突兀和跳躍，這部分的原因，在本文最後一節將有論述。而館臣這樣的作法，也正好表現提要對於詩話中「評論」的介紹和闡釋手法，也就是舉例說明與直下斷語二者。

對於詩話中的評論文字，館臣不但指其優劣，也經常性地說明評論的特性，諸如：《總目．藏海詩話提要》：「其論詩每故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於習氣」[38]，提出吳可詩話之中，已有鮮明的「以禪論詩」的風情，而站在清代官修書籍編者的立場，館臣用「頗不免於習氣」之句，似是不太能夠認同這樣的論詩特色。

除了褒貶和指出特色之外，館臣有時也會提及作品在當時的影響力，表現其書在文學史和詩話史上的地位，諸如《總目．懷麓堂詩話提要》：「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為宗」[39]，也就是說李東陽的論詩方式，側重法度和音調的審核，並且痛斥剽竊摹擬的弊病，明初詩人多奉為規範的現象。

3.記事

        許顗所謂的「記盛德」和「錄異事」，章學誠所謂「論詩及事」，羅根澤所謂的「記事」，大致上屬於同一類。劉德重、張寅彭等人，將「論詩及事」分為「記述詩歌本事」、「記述詩人軼事」和「記述與詩有關的各種資聞及見聞」三種內容。[40]《總目》雖然認同詩話應該有記事的內容，但是對於所記之事與記事的態度，往往提出批評。例如《紫微詩話》：

余舊藏秦少游上正憲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余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鎛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憲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余，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41]

此條記載秦觀（1049~1100）曾以這些文章進呈呂公著（1018~1089）閱覽的一篇文章，而後為呂本中（1084~1145）珍藏，文末有張耒（1054~1114）的題文，敘述張氏在呂本中處看見秦觀的文章，不勝愴然。館臣認為這樣的記事，完全和詩作無關，雖然呂本中、秦觀、張耒等人都是詩人，而此則可屬於「詩人軼事」，但是此條並非立定在詩歌的前題敘述，故〈紫微詩話提要〉：「秦觀〈黃樓賦〉諸條，頗及雜文」[42]，說明所記之事，並不符合詩話的規範。

        《總目》是為官修的書籍，「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43]，「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44]，「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鋌，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45]，所以在論述上，不得以而排拒神怪諧謔、小說家者言，這樣的主張，在規範詩話記事的內容上，尤其明顯。諸如《韻語陽秋》載：

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説，如酬淨照師云：「佛説吾不學，勞師忽欵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酬惟悟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46]

詩話中記載歐陽修病重而見地府十王，夢醒後病癒而信佛之事，引來四庫館臣的批評：「其中如偏重釋氏，謂歐陽修夢見十王得知罪福，後亦信佛之類，則未免虛誣」[47]，認為這樣的記事方式，帶有濃厚的佛教意識，是一則近於虛誣的道聽塗說，於事實無補，可見得館臣在詩話記事的部分，特別要求合於史事，尤其不好宗教性質過高的文獻記錄。其它諸如〈彥周詩話提要〉：「其他雜以神怪夢幻，更不免體近小說」（卷一九五，頁5-224右上），〈中山詩話提要〉：「所載嘲謔之詞，尤為冗雜」（卷一九五，頁5-224右下），〈誠齋詩話提要〉：「此編題曰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又頗及諧謔雜事」（卷一九五，頁5-235右上），〈頤山詩話提要〉：「所載〈譏陳循詩〉、〈嘲裁傳奉官詩〉，亦皆近乎小說」（卷一九六，頁5-247右上），凡此種種皆是對於詩話所記之事與記事的態度，表現不以為然的意味。所以《總目》認定的詩話內容，雖然也圍繞著詩歌展開，但是在層次上，較不注重詩人軼事的記錄，雖然保有「論詩及事」的「記事」內容，但是要求此「事」不能僅僅談論詩人，而需有相應的詩作連結，並且在書寫上，以少涉神怪、避免諧謔為宜，這樣的規範，其實距離歐陽修「以資閑談」的創作用意，已經明顯出現不同的基調。

4.宗旨

        在近代學者的理解之中，詩話尚有「談理論」和「述體變」二種內容，所謂「談理論」是：「對詩歌創作和發展中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問題從理論上加以探討和總結，提出自己的詩學主張和見解，以及不同的詩學觀點進行辯駁論爭」[48]，「述體變」則是：「對各種詩歌體制或詩歌流派的形式、發展、演變進行探究，溯源辨流，闡說它們在內容、形式各方面的特點及要求等」[49]，此二者雖然不曾在《總目》之中以「理論」和「體變」等名稱出現，但是館臣卻使用另一些語辭描述了詩話之中相似的內容，即為「本」、「宗旨」、「取法」等等字眼，並且將遵循傳統詩教、有益人心的觀點，特意標高，這也是館臣相異於其它詩話界義的重要特點。

〈歲寒堂詩話提要〉：「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於正者」[50]，《歲寒堂詩話》力主言志，終以無邪的要旨[51]，所謂「言志之義」，是指真實的思想感情，「無邪之旨」，即為純正的內容主旨[52]。《歲寒堂詩話》因為力主言志和思無邪，受到館臣大力推崇，加上張戒認為唐諸臣吟詠楊妃的創作，多為無禮之作，僅杜甫〈哀江頭〉書寫楊太真之事，能準確地拿捏分寸，不以兒女情事為主軸，而是著眼於安史之亂的沉痛[53]，所以館臣言：「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真事，皆為無禮，獨杜甫立言為得體，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54]，可見詩話作品所透顯的意旨，若是站在維繫世教和導正人心基準上，其作品地位在《總目》的評論中，將會水漲船高。

《環溪詩話》是吳沆門人記述其師論詩之語，裒集而為詩話，此書也因為宗旨純正，而受到《總目》的稱許。書中以杜甫為一祖，李白、韓愈為二宗[55]，四庫館臣謂：「取法終高，宗旨終正，在宋人詩話之中，不能不存備一家也」[56]，可見得詩話內容中的取法與宗旨二者，不但是《總目》介紹的重點，也是收存著錄的選擇標的。

        《總目》述及黃徹的詩話：「其論詩大抵以風教為本，不尚雕華。然徹本工詩，故能不失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為宗，使比興之義都絕者也」[57]，指出黃徹論詩以《詩經》的風教為根本，主張樸實，不務雕飾詞藻，其旨在承續《國風》諷諫的作用，不以語錄記述為主要表現，而能展現比興的技巧。然而，郭紹虞對館臣的說法，並不十分贊同：

是書特點在以風教言詩，斯固然矣。“然以守正之過，至拘執不得詩人之意者，亦往往有之”，張宗泰所言正中其病。蓋砥節礪行是其所長，但拘執於道學家之見，全以封建道德之標準以論詩則難通矣。若從此點以推尊此書，適成為美化糟粕而已。[58]

郭氏說出了《總目》特重詩話宗旨的弊病。詩話一體，根源於談詩論詩而來，若是過於強烈地表彰封建道德意識，將會削弱作品審美能力的敘述，並且拘限詩人自由創作的意志，對於詩歌與詩話而言，這樣的桎梏，並不適當。是以郭紹虞明言，《總目》將「以風教為本」的特色，做為《䂬溪詩話》的最重要的優點，這樣的作法，其實是揚其糟粕而棄其精華。

貳、詩話的體例

        所謂體例，意指著作編寫的格式或文章組成的形式。詩話雖然起始於「以資閑談」，但是四庫館臣仍然認為，在編輯和書寫的組成上，詩話應該儘量具備某些體例，如此一來，可使後人翻檢時，一目了然，便於考對考證，另一方面，也能將詩話與其它說部、筆記等類型區分清晰，獨立出此類文體的特性。故此，筆者以「與詩相涉」、「排纂先後」以及其它諸如「標目」之類的問題，分別說明四庫館臣所認定的詩話體例，其中「與詩相涉」的體例，是《總目》對所有詩話作品的廣泛要求，而排纂先後等體例，較針對詩話匯編或是詩話叢書作品。

（一）與詩相涉

歐陽修《六一詩話》，雖是「集以資閑談」之作，但是在體例上，確定了詩話必為與詩相涉的資料見聞、考證評述，自此以後，「詩話必與詩相涉」，是最為基本的體例。但詩話經常因為「以資閑談」的閑散態度，經常過於輕鬆不加揀擇，以致於出現溢出了基本範圍，而衍成「無詩之事」的記錄，《總目》認為這樣的作法，大大乖違詩話的體例。所以，如果作品是以「詩話」題名，或是被館臣認定為詩話作品，當其中參雜有「與詩無涉」的狀況時，《總目》往往加以抨擊。諸如〈續詩話提要〉：「惟梅堯臣病死一條，與詩無涉，乃載之此書，則不可解」[59]，四庫館臣提到司馬光有詩話作品，名為《續詩話》，且另有筆記類的作品，是為《涑水記聞》，今收於《四庫全書》的子部小說家類，《續詩話》記載梅堯臣死前，面容光澤特甚，沈遘戲指韓欽勝的面色光盛，一如梅氏去逝前的情狀，韓欽勝隨後病歿，司馬光指責沈氏的戲謔，與「戲殺」無異。[60]此事確與詩歌渺不相涉，館臣並且記述，這樣的錯差應該司馬光同時寫作詩話與筆記，而誤植此條。

《總目．優古堂詩話提要》：「其中蓬生麻中一條，蓄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富鄭公之言出元璹一條，寧人負我、勿我負人一條，皆兼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更詩文皆不相涉」[61]，吳幵的詩話之中，「蓬生麻中」一條，在辨別荀卿言「蓬生麻中」等語，出自曾子[62]；「蓄不吠之犬」一條（頁275~276），說明東坡上神宗書「蓄犬以防姦」的典故出於《北史．宋遊傳》；「韓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條（頁280），考證退之〈襍說〉一文的典故出於《列子》，其餘四條亦然[63]，全部與詩無涉，尤其「手滑」（頁268~269）和「應聲蟲」（頁272~273）二條，甚至於跟文章毫不相關，所以遭到館臣的批評。

《總目》視「與詩相涉」為詩話中最重要的體例，這個想法尚可見於〈後村詩話提要〉：「以至沈既濟駁《武后本紀》之類，泛及史事，皆與詩無涉，殊為例不純」[64]，名為詩話的作品，卻在書中摻雜與詩無關的史事記錄，這在館臣的看法中，是體例不純的表現。另一則〈漁洋詩話提要〉，館臣更明顯表示「與詩相涉」是為詩話的基本：

名為詩話，實兼說部之體，如記其兄士祜論焦竑字、徐潮論蟹價、汪琬跋其兄弟尺牘、冶源馮氏別業、天竺二僧詬誶、劉體仁倩人代畫，諸事皆與詩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往往如是，終為曼衍旁文，有乖體例。[65]

四庫館臣敘述王士禎《漁洋詩話》一書，雖是以詩話題名，但兼有說部一類的記載，許多條文全然無關乎詩歌，雖然詩話從宋代開始，就經常性地溢出「與詩相涉」的範圍，，但是詩話之中夾雜非根源於詩歌的記載，終究不是正確的作法，乖違詩話一體最為基本的體例。

        因此「有事而無詩」，在館臣而言，是不被允許的。然而，「與詩相涉」的體例，也不能建立於單純記詩的方式上，否則僅有「詩」而無「話」、「有詩而無事」，同樣不是詩話作品純正的體例，而是有類於「總集」的作法，所以館臣書寫〈宋詩紀事提要〉：「鶚此書裒輯詩話，亦紀事為名，而多收無事之詩，全如總集；涉無詩之事，竟類說家，未免失於斷限」[66]，說明《宋詩紀事》這樣的詩話作品，體例上以作者繫詩、又以詩繫事，然而書中竟出現「無事之詩」，諸如宋徽宗〈題修竹士女圖〉、〈題芭蕉士女圖〉之類，又有「無詩之事」，諸如卷一轉引《庚溪詩話》載真宗篇詠事，若是全然記載無事之詩，則體例上是屬總集的性質，若是全記無詩之事，則與說部並無二致，此二者存在於詩話的書籍之中，紊亂了詩話特有的體例，而無法挺立出獨特的詩話文體樣貌。

（二）排纂先後

        詩話一體，通常是隨筆雜記談論詩歌的材料而成，所以一般個人的詩話，在編排上，並沒有將所記錄的資料，按照發生的時間次序記錄。歐陽修《六一詩話》，第一則是辨析李昉（925~996）〈永昌陵挽歌〉，第二則是記仁宗朝（1022~1063）有官效白樂天體詩句，第三則記事句書寫京師宴遊師，直至第六則，均是書寫宋代詩人詩事，至第七則忽而記唐．鄭谷（849~911）官至都官，而梅堯臣也官都官一事，第十則也寫到孟郊（751~814）、賈島（779~843）詩句，時序忽唐忽宋，並沒有一定的軌跡。其他一般性質的詩話專著，也多與《六一詩話》相同，不見排纂痕跡。

        然而對於詩話性質的叢書或是匯編，則必然要有一定的體例，排纂先後有序，可以循其軌跡。現今最早的詩話叢書，應為明代的楊成玉所編的《詩話》十卷[67]，此書收集詩話十種，依次為劉攽（1023~1089）、歐陽修（1007~1072）、司馬光（1019~1086）、陳師道（1053~1101）、呂居仁（1084~1145）、周紫芝（1081~1155）、許顗（約1128前後在世）、張表臣（約1146前後在世）、葉夢得（1077~1148）、陳巖肖（約1151前後在世），除葉氏的生卒年略早於許顗之外，其它排序均按照作者年代編次。

        詩話匯編的作品甚多，形式各異，有綜合性質的詩話匯編，諸如宋．阮閱《詩話總龜》，書中自序提及此書是宣和五年（1123），阮閱官郴州時，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盡見前所未見者，故作《詩總》，亦名《詩話總龜》，分十卷組織一千四百餘事，二千四百餘詩。[68]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撿尋，已粲然畢陳於前」[69]，胡仔詩話的卷一、卷二均為「國風漢魏六朝」，卷三、卷四為「五柳先生」，卷五開始以唐代詩人為目，諸如「李謫仙」、「杜少陵」……等，而卷二十二，在「唐彥謙」和「王建」之間，夾雜「西崑體」一目，卷二十三又有「借對」、「半夜鐘」、「熟食清明」等目，所以是一種以時而序，以人為目，又以事類作為補充的排纂方式。四庫館臣比較二書：「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苕溪漁隱叢話）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70]，可見得館臣對於先後排列的方式，十分認同，論定這是一種較為明晰的體例。

        除了綜合性的詩話匯編之外，尚有專輯性的詩話匯編，有專收某人的詩話，諸如前已述及的《環溪詩話》；或專與某地相關的詩話，如明代郭子章的《豫章詩話》；又或專記某朝的詩話，如宋代計有功的《唐詩紀事》等。對於這些專輯性的詩話匯編，館臣也同樣希望能有編次上的排序，諸如元代陳秀民的《東坡詩話》，是專門收取諸家評論蘇詩的條文，裒為是書，四庫館臣云：「其排纂後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為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為次第，殊無體例」[71]，也就是說，陳秀明所編撰的詩話，並不以其中所談論的蘇詩年代，做為排序的標準，也不是以所引詩話的成書先後，做為編次，也就是說，在編排上完全沒有體例可言，而由是遭到館臣的批評。

 

（三）其它

阮閱《詩話總龜》，收唐至北宋詩話資料，分幼敏、知遇、稱賞……等四十六門歸類[72]，「開創了分門別類輯集詩話的體制」[73]，但館臣認為「分類瑣屑，頗有乖於體例」[74]，所以分類的繁簡，是為體例中重要的計較。〈詩人玉屑提要〉：「慶之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採齊己《風騷旨格》偽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75]，魏慶之的詩話，每一卷，各立有專門，諸如卷一有「詩辨」、「詩法」二門，卷二有「詩評」、「詩體」上下，卷三有「句法」、「唐人句法」、「宋朝警句」等等，每一門之下又分小目，如卷一「詩法」門，下有「晦庵謂胷中不可着一字世俗言語」、「晦庵抽闗啟鑰之論」、「誠齋翻案法」……等十四小目。整體而言，卷一至卷十一屬詩學理論，卷十二至二十，是為「品藻古今人物」，足見魏氏的詩話，在編排的體例上，具有自己的表現方式，但是「門目分得過多，分類標準也難以統一，未免又有細碎之嫌」[76]，加上句律之名的擬定，採自於偽本《風騷旨格》，所以遭到館臣的批評，可見得分類與標目，也是詩話匯編的重要體例。

同樣因為訂定條目遭到館臣抨擊的詩話作品，還有元末明初的《南溪詩話》，館臣謂「好標立名目，往往非其本書，如祖孝徵論沈約『崖傾護石髓』句，即題曰『祖孝徵詩話』之類，不一而足」[77]，《南溪詩話》一書，亦名《南筆錄群賢詩話》，此書在每一則詩話之前，都標立名目，有時是「東坡志林」、「紫微詩話」等屬於詩話的書籍，或是「歲暮行詩注」、「題劉景信詩」之類，呈現內容的標題，但文獻的出處，有時並非出自所標之目，諸如「祖珽評論沈約詩句」一條，標為「祖孝徵詩話」，此則文獻最早見於《顏氏家訓．文章》[78]，而祖珽個人並沒有詩話作品傳世，據《南溪詩話》所載字句的相合度來看，應是編者轉引《詩人玉屑》卷七，而謬題為「祖孝徵詩話」，使得四庫館臣無法認同。蓋四庫館臣認為，書中所記「東坡志林」，蓋蘇軾之書，而「黃常之詩話」，乃黃徹，有《䂬溪詩話》，皆是已付椊印行的成書，但祖珽論詩之語，或引自《顏氏家訓》、或引自《詩人玉屑》，所以應該以註明出處的方式記載，不然就以內容的大意另立標題，絕對不能以「祖孝徵詩話」立定標目，。

「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抵陳陳相因，輾轉援引」[79]，若是援引他書的說法而不加註明，將會使得文獻無法追根究柢，難以釐清本源。是以館臣對於詩話作品引自它書而不加註明的事例，語多針砭，諸如《總目．詩話類編提要》：「是編摭拾諸詩話，參以小說，裒合成書。議論則不著其姓名，事實則不著其時代，又不著出自何書。糅雜割裂，茫無體例」（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頁5-272右下），《總目．冰川詩式提要》：「雜錄舊說，不著所出。又參以臆見，橫生名目，兼增以杜撰之體」（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頁5-268左下），《總目．詩心珠會提要》：「其所徵引，皆不著所出，龐雜無緒」（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頁5-269右下），凡此種種，皆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對於詩話作品分類、標目和註明出處的體例上，具備一定程度的要求。

參、《總目》對詩話作品的歸類

《總目》分為二百卷，分「經」、「史」、「子」、「集」四部，〈集部總敘〉言：「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80]乍看之下，最切合詩話作品的編類，應當是屬於「詩文評類」，但是利用今人的詩話定義，檢視《總目》所收錄的、相符詩話界義的宋代作品，所得的結果，常常溢出了「詩文評」這個分類，甚至歸屬於「經部」、「史部」、「子部」，可見，《四庫全書總目》自然有其分類的優先性，作品可能因為其它的性質，而壓低了詩話的特色，被分類到其它的屬性，諸如偏向《詩經》而歸類於「經部．詩類」、偏重訓詁而入「經部．小學類」、內容包融龐雜而入「子部．雜家類」…..等等。

        相較於今人對於「詩話」內容與體例的規範，四庫館臣對於「詩話」的界義似乎範圍更狹窄，體例更嚴格。但是這樣在這樣狹窄而嚴格的規定之下，《總目》並不是以內容的符合與體例的完備，對詩話作品進行歸類。因此，《總目》的分類準則，出現了值得玩味的各種問題，諸如「詩話」和「雜記」的分野、「詩文評類」和子部的「雜家類」、「小說家類」的界線，這些設想在《總目》的歸類和分派表現，乍看之下，會出現無以名狀的設置。諸如：「詩文評類」收有〈珊瑚鉤詩話提要〉，其中言及：「宋人詩話之中，固與惠洪《冷齋夜話》在伯仲之間矣」[81]，可見得《珊瑚鉤詩話》與《冷齋夜話》都是「詩話」，但《珊瑚鉤詩話》列於「詩文評類」，《冷齋夜話》卻在子部的「雜家類」，這其中的分殊究竟為何？四庫館臣是以什麼樣的判準分辨作品？這正是本節所關心的問題。

尤其《總目》對於分類一事，抱持著極嚴肅的心態進行。在評論《述古堂書目》一書時，曾經對於其中的書籍分類大表不滿，因此，在提要之中逐一指證此書歸類上的錯謬：

其分隸諸書，尤舛謬顛倒，不可名狀……《容齋五筆》本說部，《群書歸正集》本儒家，《滄海遺珠》本總集，而入之類書。《詩律武庫》本類書，《滄浪吟卷》本別集，而入之詩話。《文章軌範》本總集，而入之詩文評。（《總目．述古堂書目提要》，卷八七，，頁2-796右上~右下）

可見「類書」、「別集」和「總集」與「詩話」及「詩文評類」是大不相容的，《述古堂書目》錯置群書，使得館臣評為是舛謬顛倒的分隸，可見《總目》對於書籍分類，自有詳盡的考量，不容紊亂。然而詩話的內容一直處在曖昧難明的狀態之中，近於說部，又不能歸入小說家；俾益於考證，又不列入雜史類；兼有議論，但不同於「經部．詩類」或「子部．雜家類」，那麼《總目》對於詩話作品的分類，如何進行，正是本節所探討的重心。

（一）經、史、子部與詩話的區隔

《總目．詩類序》：「論有可採，並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戸。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証，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卷十五，頁1-320左下~1-321右上），也就是說「詩類」所收的作品，大柢是追究《詩經》而作，館臣在選擇出可資參考的作品著錄於《總目》，王夫之《詩經稗疏》，即為其中之一，館臣指出書中〈叶韻辨〉一篇，其中數則體近詩話，並非以《詩經》的議論為主，而兼涉詩歌品評和鑑賞的問題，故言：「〈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82]，而此書主旨，依然是圍繞《詩經》一書所展開的，故館臣仍然歸於「經部．詩類」。

《總目》通過區分類聚的方式，體現館臣對於作品的認知，這種方式在史部的編寫之中，意圖十分明顯，王記錄：

《總目》把史部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十五類，將所有史書全部納入這十五類中進行評論。每類中又根據具體情況再作分類，如傳記類著作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五類。《總目》這樣做，決非僅僅是把歷代典籍按類划劃，便於編錄而已，它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在裏面。[83]

是以，編帙分類，變成了言說作品特性的另一重指標，這樣的概念建立之後，可以深究「詩話」在史部作品提要之中，所關涉的論述。館臣云：「『正史』之名，見於《隋志》」[84]，後晉．劉昫所撰的《舊唐書》，也是歸屬於「正史」一類，館臣認為此書：「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85]，可見得館臣認為正史本紀的寫法，不應參雜詩話一類的文字，其中所提及的長慶（821~824）是唐穆宗的年號，《舊唐書．本紀》在長慶之後所參雜的詩話約有數則，是為「丁公著以詩勸君」一則[86]，「文宗誦杜甫詩思復昇平事」一則[87]，「文宗賦〈暮春喜雨詩〉」一則[88]，「宣宗留心治世詩風熾盛」一則[89]，全是與詩有關的記載，均與釐清史事的關鍵度並不高，故館臣認為此類敘述，併於本紀的書寫之中，呈現了支蔓龐雜的狀況。可以看出，館臣分辨詩話文體與正史書寫的苦心。

「載記類」是非中原正統國家的史書[90]，宋．馬令《南唐書》（又名《馬氏南唐書》）亦為此類之屬。書中多載詩話，如李璟〈新竹詩〉事[91]，李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詩[92]，鍾謨〈貽耀州將〉詩[93]，均是在史實之中，雜夾詩歌本事以為敘述，這幾則文字，雖然也是記事的性質，但多是根據詩歌創作的，對於釐清詩歌的外緣理解有作用，但是沒有任何扭轉史事的議論或輔證，僅僅是提供論事及事的資料，所以館臣依然認為，此類文獻不宜置入載記類作品的書寫之中。

        詩話界義在子部之中的呈現，多在雜家類與小說家類可一窺端倪。「雜家」一類，所涉甚廣，《總目．雜家類敘》：

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然而《總目》對於雜家類的編帙，未曾按造序言說解的順序排列成雜家類一為「雜學」，雜家類二為「雜考」之類，而是「雜家類一」為「雜學」之屬，雜家類二與雜家類三為「雜考」之屬，雜家類四、五、六，均為「雜說」之屬，雜家類七，是為「雜品」、「雜纂」、「雜編」之屬。宋．朱翌（1097~1167）的《猗覺寮雜記》，對於詩文史事，詳於考證，備載典據，故歸於「子部．雜家類二」，也就是辨證性質的「雜考」之屬，館臣云：「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卷一一八，頁3-563左下），似是認為詩話的特性之中，不但要具備考證典據的內容，最好能夠兼及文字工拙的評論，而此書止於考證典據的作法，雖然仍為詩話內容的一部分，但缺乏評論文字工拙的能力，使此書詩話內容的價值偏低。

        「雜說」之屬，相關於詩話界義的說法較多，諸如宋．朱弁（1085~1144）《曲洧舊聞》一書，雖在《文獻通考》列為小說家[94]，但是館臣認為：

今考其書惟有神怪諧謔數，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于史事有補，實非小説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卷一二一，頁3-613左下~3-614右上）

這則提要指出雜家、小說家與詩話的分野，館臣認為，書中帶有「於史事有補」的資料，即非小說家，而兼具詩話文評，又不能歸於雜史類，所以入雜家類的雜說之屬，表示「議論而兼敘述」的混雜特性。宋．羅大經（1195？~1252？）《鶴林玉露》一書，「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95]，所以歸於雜說一類，呈現其議論而兼敘述的性質，其中的議論敘述的部分，與詩相關者，即為詩話，與詩無關者，近乎語錄。宋代張端義《貴耳集》與《藏一話腴》亦是同樣的情況，而目為雜說之屬。

        宋代邵伯溫（1037~1134）、邵博（？）父子，分別著有《邵氏聞見錄》的「前錄」與「後錄」，館臣將二書歸入「史部．小說家類」，大柢因為是書「轉涉妖誣」[96]、「參以神怪、俳諧」[97]之故。然而館臣將二書相比，又出現了「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98]之語，《前錄》之可裨史傳，意同於《曲洧舊聞》「深于史事有補，實非小説家流」[99]的性質，「參以神怪、俳諧」的成份，也近於《曲洧舊聞》：「神怪諧謔數，不脫小說之體」[100]的狀況，應是館臣在雜家類與小說家類二者之間，方寸拿捏的差池，雖與「詩話」一體的界義無涉，但表現出館臣在歸類上，對於複雜難辨的作品，無法避免地會出現矛盾的立論與類聚。相同的矛盾出現在唐．范攄《雲溪友議》，此書歸入雜家類，館臣云：

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十之八，大抵為孟棨《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說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為近，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為證焉 。（總目．雲溪友議提要》，卷一四0，頁3-947右下~左下）

此書詩話的成分近於八成，成為計有功《唐詩紀事》的重要材料，然而館臣卻將計氏之書，歸於詩文評類，而此書歸於雜家類，可見得詩話文評成分的高低，似乎不是館臣收入詩文評類的最高遵循原則，而僅僅是參考原則之一。《雲溪友議》不入於詩文評類，在提要之中的線索，僅僅能推測為「失於考證」、「毀譽失當」、「多無忌之談」，故不能目為詩文評的代表作品。相同的情況，在明．徐伯齡《蟫精雋》的作品提要之中更為明顯，此書亦歸於雜家類，館臣云：

是書雜採舊文，亦兼出己說，凡二百六十一條，大抵文評、詩話居十之九，論雜事者不及十之一。其體例略似孟棨《本事詩》。其多錄全篇，又略似劉壎《隱居通議》。其中猥瑣之談，或近於小說。（《總目．蟫精雋提要》，卷一二二，頁3-646右下）

是書的內容有十分之九為詩話和文評，似應收入詩文評類，但「猥瑣之談，或近於小說」，表示了館臣不甚認同書中論詩論文的見解，故收入雜家類中的「雜說」，而不入詩文評類。

（二）詩文評類的收錄原則

        在一般的概念之中，詩話作品在《四庫全書總目》之中，最適合的分類，即為「詩文評類」，但前述子部的作品之中，某些書籍的詩話份量極高，卻無法歸入「詩文評類」，這樣的分類似乎可以看見，館臣對「詩文評」一類，其實不僅僅是作品分類的性質說明，也許有其更高的期許，甚至建立詩文評準則的企圖心在內。四庫館臣在〈詩文評類．敘〉中提到：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101]

這段序言道出宋代詩話作品繁多，而富於議論，但有穿鑿附會之嫌，必需經過撿選，才能還原舊聞，萌生新意。之所以別立出詩文評類，是便於評比這些書中的資料真假、論述優劣，供後世參考。

        「詩文評」一類，所收的作品，並非詩話、文評的成份極高而歸類分派的，前述徐伯齡《蟫精雋》一書，詩話、文評的比例占全書十分之九，但入於雜家，而非詩文評類。可知書籍中論詩談詩的成份極高，在內容或體例上符合詩話規範的作品，並不一定選入詩文評類，館臣別立「詩文評」一類，其實在選錄作品之時，已然對書籍的價值，有高下分判。

        然而這些在《總目》之中，標舉為詩文評代表的詩話作品，其中難免有不盡館臣之意的內容和體例，這些小小缺點，附著在這些代表作之中，使得館臣有如茫刺在背，不吐不快，所以在《總目》卷一九五、一九六的詩話提要之中，館臣不厭其煩地辨證書中的考據失當、敘述錯差和體例不純的部分，生恐此類作品在《總目》被標示為佳作之後，其中的糟粕，將會積非成是，誤導後世讀者，於是，二卷詩文評類的提要之中，館臣幾乎在每一則詳細批駁其中的弊病和缺失，有時甚至忙於糾正，而僅在結尾處忽然說明此書仍然足以資鑑云云，令讀者有天外飛來一筆的感受，前述〈石林詩話提要〉即為一例，館臣批評葉夢得十六處「陰抑元祐諸人」的事例之後，突兀地以「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窽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比」[102]作結，又〈韻語陽秋提要〉，館臣說明此書虛誣、偏駁、附會等八種舛誤，最後忽言：「然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亦未可盡沒也」[103]，可見這些收入詩文評類的作品，不論是細部條文帶有多少錯謬，其整體價值，在館臣的心目中，仍然是足以為論詩典範，甚有可取之處的。

        《總目》既然將《蟫精雋》等，內容具備考證、評論、記事的作品，收於雜家類，且詩文評類多收「其例不純」、「不盡論詩語」的詩話作品，可見得具備考證、評論、記事的內容和完善的體例，並不一定能達到詩文評類的收錄標準，而是有深刻的考證、精闢的評論、詳實的記事，方能達到館臣的選入「詩文評類」的要求。是以具有優異考證特質的詩話作品，經常性位列詩文評一類品，館臣並在提要之中，出言稱許。諸如：「攽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中山詩話提要〉，頁5-221右下）、「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採。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臨漢隱居詩話提要〉，頁5-222右下~左下)、「評論考證，亦多可取」(〈藏海詩話提要〉，頁5-227右上)，諸如此類的文字，都是在言說詩文評類詩話作品，考證方面的優異表現。

至於評論方面，前已述及，館臣有時以下斷語的方式，直接陳述，有時則以介紹性的方式，舉例說明。在詩文評類詩話作品之中，時見館臣對於其中的評論，予以褒揚，諸如：「顗議論多有根柢」（〈彥周詩話提要〉，頁5-224右上）、「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為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風月堂詩話提要〉，頁5-227左上）、「其所見實在江湖諸人上，故沿波討源，頗能探索漢、魏、六朝、唐人舊法，於詩學多所發明」（〈對床夜語提要〉，頁5-241右下~左下），由此可見，館臣已然將本身對於詩學的敘述、解釋和評論，視為可以駕馭歷代詩話作品的的判準，所以根據本身對許顗的看法，直下斷語，述其議論多有根柢；認同朱弁對黃庭堅詩歌創作論的詮說；將《對床夜話》和江湖諸人做高下不同的分判。所以〈詩文評類序〉中的「討論瑕瑜」，其實缺乏討論的空間，「別裁真偽」背後是清初詩學與官方論述的基調。

而記事一項，館臣則用記載完備、以資聞見、蒐輯之勞三種評語，表出詩文評類的詩話作品記事的殊勝之處，諸如：「然採摭繁富，五代軼聞瑣事，幾於搜括無餘，較之士禎原書，則賅備多矣」（〈五代詩話提要〉，頁5-254左上）、「軼事逸文，絡繹其間，頗足以資聞見」（〈娛書堂詩話提要〉，頁5-238右上）、「特錄存之，庶不沒其蒐輯之勤焉」（〈唐音癸籤提要〉，頁5-248右下），這也是〈詩文評類序〉所提出的「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的路線。但是，一如前文所述，記事的準則是包括著所記之事的正確性和書寫態度的嚴肅，涉及詩人軼事而不立足於詩歌、雜夾神怪小說之體、戲謔嘲諷之說，是不在《總目》「博參廣考」的範圍之內。

前已述及，「宗旨」一事，在詩文評類作品提要中，屢屢出現，幾成詩文評類的選取準則。一如前述《環溪詩話》，館臣述此書「取法終高，宗旨終正，在宋人詩話之中，不能不存備一家也」[104]，其它諸如《歲寒堂詩話》、《庚溪詩話》、《䂬溪詩話》等書的提要[105]，也同樣表現了宗旨純正等讚美之詞。館臣將詩話中，述體變與談理論的內容，模糊地囊括在宗旨純正的考量之中，成為選取詩文評類作品的指導原則，其最終的依歸，仍然是以官修書籍的道學面貌出現，尊奉維世教和正人心的規範，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的立定點，是背負政治壓力的使命而進行的。

結論

        本文探討《四庫全書總目》對於詩話的界義和作品分類的問題，在詩話界義的規範中，可以看出館臣承先啟後，認為詩話內容包括論詩及辭、論詩及事二大部分，於是在詩話作品的提要中，屢屢言說考證和評論二事。而對於記事的準則，卻因為官方論述的背景，強行加入「不涉神怪小說家者言」和「不涉戲謔嘲笑」之語二個條件。尤其館臣以自己的詩學理解與政治政策的需求，對於談理論和述體變的內容，規範成宗旨取法的價值分判，使得詩話界義在內容上，受到前所未有的禁錮。在體例方面，館臣逆轉歐陽修「以資閑談」的寫作用意，不認同詩話中摻夾與詩無涉的條文，並且對於叢書與匯編的體例，提出排纂先後、分類、標目與註明出處等等不同的要求。

        在詩話的分類問題中，《總目》相當程度地反應了己身對於分類的判準，指出詩話一體，與「經部．詩類」的不同在於「詩類」專門論述與《詩經》的種種見解，而詩話卻是關涉詩歌，而不僅止於《詩經》的種種論述。館臣並指出史部「正史類」、「載記類」作品，其中的書寫不應該夾雜詩話類型的文字，三種類別應該截然分疏。

尤其，館臣別立「詩文評」一類，其實帶有相當性的理論建立和價值分判，《總目》將裨益於詩文評論的作品，收歸詩文評類，其選取和分派之間，充滿了陳述己意和服務政治教條的潛台詞。詩文評類的詩話作品，在某程度上，反應了考證詳實、評論中肯、記事態度嚴謹等等的優點，所以館臣將少涉評論而偏於考據的作品，歸入雜家類的雜考，將作品中充斥神怪諧謔之說的作品，歸入「小說家類」，而不入於詩文評類，然而，《總目》對作品內容紛繁的書籍，仍然有分類的矛盾和盲點。可以確定的是，歸於詩文評類的詩話作品，也許不是因為本身的考據能力最為頂尖，亦或評論的精深宏觀，而是作品中所敘述的理論，談論的體變，能切中館臣的心意，明顯地表現了清初官方論述所喜好的宗旨與取法，而成為《總目》之中，詩話的代表之作。

是以，閱讀《總目》對於詩話作品的介紹，雖然能了解作品基礎常識與記事評詩的特色，但是必須審慎注意的事，《總目》本身詩學觀與官修政策的介入，否則，正如郭紹虞所言，適揚其糟粕而棄其精華，使得文學作品的審美思考、價值分判的自由，大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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