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六君子研究》
马东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一向被认为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文人群的骨干，而与“四学士”的形成来源于同任馆职的客观条件不同，“六君子”是一个具有主观道德评判色彩的称呼。研究苏门六君子，不但有助于探讨元祐时期的文学，而且为研究两宋时期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本书主要采用还原历史、追索过程、解读原因的基本方法，从由苏轼与六君子所组成的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在文化历史上的典范性及其典范化的过程等方面，进行动态、立体、综合的思想历史文化研究。
绪论从追索“苏门六君子”称号的起源入手，介绍选题意义，提出须将苏门六君子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才能深入研究其文学。正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章从文人集团的角度探讨六君子的文学创作。
文人集团的重要特色在于交游，本章正是以苏轼与六君子之间的交游为切入点，来分析他们的文艺思想与创作特色的形成。强烈的自立意识，在相互的交流探讨中成为集团的一种共识，体现于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当中。“元祐体”的最根本特征，正在于表现出这种自立意识的自成一家；不仅诗歌如此，文与词也莫不以自成一家为旨归。而他们对于文体本色、以“意”为主等问题的共同关注与探讨，也深刻影响了当时文坛的思想与创作。
本章还重点分析了突出体现“交流”特点的唱和诗词。苏门诸君子以诗词唱酬的形式表达情感、交流思想，从而使相互之间的沟通成为一种诗意化的举动；唱酬之作也是他们进行艺术实践的重要文体类型，成为其诗歌艺术特点的重要沟通方式，其结果是，不但在凸显唱和者各自风格特色的同时使唱酬之作摆脱了类型化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宋诗特点在元祐诗坛的成熟。作为宋诗发展最高峰的元祐诗歌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如广泛的题材、新奇的思致、宏大的体势、多变的笔法、深厚的才力学养、精巧的章法结构、畅达的语言文字，以及体现元祐文化的繁盛与丰富内蕴的人文精神等，无不于唱和诗中得到体现，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宋代唱酬盛于元祐，而宋诗的典型特色与最高成就也显于元祐。并且唱酬之作还为我们再现了元祐文坛的交游盛况。而苏轼与六君子之间的唱和不仅在艺术上推动了宋诗特点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摆脱了以往的唱酬之作中大量存在的虚与委蛇的应酬与抒写闲情逸致的浅俗功能，成为他们最深层思想与最真实情感的沟通方式，这种情感交流使诗人改变了“自说自话”的传统方式而有了具体的倾诉对象，并能得到回应，从而由独抒其情转变为情感的互动。
本章还探讨了六君子的贬谪文学，它不仅体现了六君子的创作成就，而且正是苏门文人集团独特性的体现。苏门诸君子的贬谪文学，是他们复杂心路历程的真实记载，这其中有怨愤、悲哀、愁苦，也有超迈、达观、豁朗，更有始终不曾泯灭的儒家入世之心。贬谪同样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存在密切相关，贬谪文学也是苏门文人集团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特色的体现，同时也是将“苏门文人集团”与“苏门六君子”这两个概念钩连在一起的纽带。
第二章讨论“苏轼眼中的六君子与六君子眼中的苏轼”。通过还原当时情境，重现苏轼与六君子对于对方的印象，来探讨吸引他们走近对方并形成苏门文人集团的原因。
在苏轼眼中，六君子首先是以文章之美获得他的赏识。但又不止于此。对苏轼而言，六君子是由他精心挑选而出，赋予文统、道统的传承使命之人，所以他们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深谙儒家之“道”的文人。与“苏门四学士”称号的出现不同，“六君子”并没有一个例如同任馆职这样的客观条件促使其形成，而主要靠在道德理想上的志同道合，事实上，他们最终都以在现实政治层面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而成为“君子”典范。
在六君子眼中，苏轼以其“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政治品格和旷达超然的处世态度体现了儒家君子的风范，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们，将他们聚集到了苏轼周围。至于世人评价最高的苏轼之文，在六君子看来，是其整体人格魅力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中的种种嬉笑怒骂，皆是东坡真性情之体现。
苏轼之所以能把六君子齐聚于自己门下，除了他对他们的赏识之外，也是后者在经过自己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以后的一种自觉选择。作为一个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集团，除了以文相交之外，共同的政治基础与思想基础，同时包括为人处世的立场、态度，是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作为苏门领袖的苏轼，无疑在这方面起着示范性的作用。尽管苏轼在每个人心中的形象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有两点得到了六君子的普遍认同——而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两点：一是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之操守，一是其妙于天下之“文”。尽管他们对于苏轼其人的理解不无理想化色彩，但恰恰是这种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使苏轼成为一个经典，并对六君子的进退出处形成深刻影响。而就“文”来说，六君子对东坡文章的赞扬与钦敬毋庸置疑，但对于“文”的内涵，包括“文”与“道”的关系，却与苏轼在某些观念和理解上不尽相同，从而体现出时风影响和他们的自立意识。
第三章从学术论争的角度研究儒学转型时期的六君子的文学。
身处儒学转型时期的六君子，无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影响并在其中思索、选择、确定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都是儒学在北宋时期的不同体系，六君子明显倾向于后者，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受到洛学思想的影响。二程追求统一的“理”，而六君子与其师追求的是体现个性与内心自由的整体和谐。所以洛学与蜀学都讲“诚”、讲修身，六君子还是屡屡被洛党攻击为“浮薄”、“无行”，这实际上体现了同以儒学为圭臬、然而却有着理学家与文学家的不同身份特质的二程与六君子的不同思路。
就六君子而言，他们向往“平淡”的人生境界，刻画理想中的“君子”形象，有着始终如一的品性节操，从而典型地体现出对儒家之“道”的不懈追求，也体现着与理学家相同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与理学家存在严重分歧的则在于六君子的文人之“道”。苏轼与六君子将“文”作为“道”之一环，在坚持儒家最根本的道德要求的同时，并不放弃心灵的自由，从而又体现出文人的独特追求。在他们看来，这种苏门之“道”只是儒家之“道”的个性化表现，而绝不是与其对立的。事实上，六君子正是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定实践者，在后世成为了士人典范。
第四章探讨“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这是一个蕴含着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的漫长而有意味的过程。
终南宋之世，朝廷支持旧党、反对新党的主张基本未变，这为“苏门六君子”得到普遍认可并逐渐典范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典范化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它是一段伴随着洛蜀学术之争以及在理学崇黜影响下坎坷不平的历程，而洛蜀会同最终使六君子从长期的党派之争及学派之争中走出来，迅速为更大范围的人所接受。六君子的典范化也与当时的士风密切相关。在经过历次的朋党斗争及蔡京等奸相当权以后，士风日下，已无复范仲淹时代的的弘毅进取精神，南宋人认为，靖康之难的发生，与士风的日益鄙陋极有关系，因此在对“君子”、“小人”之辨的反思中将士风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而始终不改其节的“苏门六君子”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被南宋人树为了“君子”典范。
从后世对苏门六君子的评价可以看出，这是人们有意在塑造一种典范，而典范往往是在原型被接受的过程中融入了接受者自己的某些主观意识，所以大多不会与真实完全吻合。因此，苏门六君子之所以成为士人典范，是由他们自身与作为接受者的后人共同塑造而成；同时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是促成六君子典范化的必要条件，而南宋是尤为关键的时期。统治阶级上层“最爱元祐”的文学倾向，洛蜀会同所带来的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当时希图振作士风的现实条件的需要，共同促成了六君子的典范化。
最后是结论部分：
苏门六君子，作为一个有着共同思想基础和学术主张、共同政治倾向和政治命运、共同师友关系和人生经历、共同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的整体，其集团创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意义。他们以苏轼为核心，在频繁的交游中探讨文艺思想，交流创作心得，形成一种和谐自由的文学氛围，并由此而辐射至整个元祐文坛，形成一派繁荣发展的局面。他们的文学观念促进了元祐诗学的进一步成熟，而其创作成就更使他们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在苏轼所倡导的“成一家之言”的文学精神鼓励下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同时也在交流与沟通中体现出共同的审美追求，例如他们对诗歌之“意”和人文内涵的重视，对“平淡”境界的向往。而这都成为了元祐文学的典型特色。元祐时期被认为是宋代文学发展最为繁荣成熟的阶段，苏门文人集团无疑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苏门六君子还具有文学以外的更多意义，而这正是形成其文学的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元祐时期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六君子进行文学创作的背景，而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存在及六君子的创作本身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儒学为圭臬、而又力图保持内心自由成为苏门思想学术的特征，在党争中相同的政治倾向和不改其节的政治品格则奠定了“苏门六君子”称号形成的基础，这些复杂然而客观存在的因素不仅丰富了集团的创作，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和解读某些文学现象的新视角。例如贬谪文学成为苏门文人集团共同的创作类型，这不仅在文学史的集团创作中具有独特的类型意义，而且作品对于困境中的心路历程的体现以其真实深刻、打动人心的力量而成为元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君子对于“平淡”的追求、对于戏谑之语和侧艳之辞的写作，则与他们的思想学术观念有密切关系，而不仅仅是其文学观念的体现。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因素除了对于六君子的创作本身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深刻影响了六君子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六君子突出的文学成就和不改其节的政治操守使他们成为士人典范，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六君子文学的传播和人们对它的认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