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词综〉研究》
于翠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清初学者和词人朱彝尊所编纂的一个历代词人选本——《词综》。通过一个选本所涉及的诸多方面，探讨清代词学发展的轨迹、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其影响、近代词籍整理融合《词综》和《词选》两种选本的模式而逐渐走向专门化的过程等问题。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朱彝尊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其特点。以《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存目）为依据，统计和比较其所收录的朱彝尊和顾炎武、阎若璩的著述情况，说明朱彝尊是一个有多方面学术成果的文献学家，受到清代人的推崇，在清初考据学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
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日下旧闻》、《明诗综》、《词综》等都充分吸收了前人和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综录群籍、归纳汇辑的特点。《词综》只是朱彝尊较早编纂的一部词集，这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计划和著述中只占一部分。但是朱彝尊以坚实的考据学基础致力于词籍整理，使《词综》在清代人编纂的诸多选本中独具特色。后来的浙西派词人厉鹗、王昶等人也是文献学家，他们在词籍整理方面延续了《词综》的编纂宗旨和考据方法，这是浙西词派在清代影响久远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详细考察了《词综》的编纂过程、编辑体例，以及《词综》的文献学特征和价值。《词综》是浙西词派多为词人多年合作的成果，其中抄录了来自多位著名藏书家的词籍资料，参考了多种词集汇刻本和选本，考订了词人生平。因而，《词综》在词籍目录学、版本考订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意义，成为清人整理词籍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如果说在明代非常流行的《草堂诗余》只是方便于民间应歌的唱本，那么朱彝尊的《词综》已经是考证有据的文人读本和学术成果了。
第三章论述《词综》编纂和推出的词学环境。清代词学发展到康熙中期出现了新的变化，词人的活动中心逐渐移向京师，填词成为文人日常交往的重要手段，“词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当时词人热心编纂词学书籍和词人选本，词籍刊印方便并广为传布，这种市场环境也为《词综》的编纂和传播提供了土壤。朱彝尊认为《草堂诗余》的盛行是造成明代词学不振的原因，试图通过编纂《词综》来取代《草堂诗余》，提倡雅正的词风。本章还详细辨析了张炎所谓“清空说”的含义，并结合朱彝尊的词学主张和词作情况，论证朱彝尊虽极力推崇南宋词人姜夔所谓“句琢字炼，归于醇雅”的词风，但没有明确提出“清空”二字，所以不必因张炎评价姜夔“清空”而演绎出朱彝尊的“清空说”。这一见解是比较独到的。
第四章论述《词综》的编纂与浙西词派形成的关系，说明《词综》编纂、《浙西六家词》的汇刻以及《乐府补题》的刊印、追和活动，共同推动了浙西词派的形成。特别是详细考证了《乐府补题》被《词综》收录的情况，以及后来被《历代诗余》和《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情况，说明《乐府补题》中的词作由于收入《词综》，又经过浙派词人不断追和，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这也促使其成为后人（包括常州词人）不断选录或评说的南宋咏物词的典范。
本章还结合朱彝尊入选“博学鸿词科”前后的身份和地位变化，揭示了朱彝尊发起追和《乐府补题》的象征意义以及浙西咏物词演变的原因。朱彝尊等人创作的以“拟补题”为名目的咏物词，提供了比较容易模仿的分类赋物、如同类书的范本，被后人不断模仿，这也导致词坛风气逐渐陷入浮华浅薄，失去了比物类志的骚雅传统，因而成为后人矫正词风时集中批评的对象。
此外，《词综·发凡》以及《词综》所收录的词作内容，集中体现了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并为康熙朝词学文献整理树立了典范，也被当时多种词学著述所反复引用。相比之下，在词籍整理方面，当时的著名词人陈维崧、纳兰成德等都没有可供人参考引录的成果。这正是浙西一派在康熙中期以后地位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
第五章论述官方词籍整理对于《词综》的参照。朱彝尊为康熙朝官方整理的《历代诗余》提供过词籍版本，《历代诗余》也以《词综》作为参照的版本。《词综》还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得到了官方学术标准的肯定，这确立了《词综》作为权威选本的地位。本章综述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多种提要所参考、引用朱彝尊《词综》的资料，充分证明了《词综》为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所重视的情况。《词综》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扩大了浙西词派的影响，这也带动了王昶等人编纂《词综》补遗、续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词选系列，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词洁》是与《词综》大体同期出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选本。其评点对《词综》有所参照，又不苟同于浙派的观点。但是，这个选本并没有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其在后世的影响几乎被《词综》淹没了。《词综》以取代《草堂诗余》为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词综》远胜于《草堂诗余》，这完全改变了《草堂诗余》自明以来独胜一时、多有续编改编本的格局，并影响了与之相关的词选的传播。由于《词综》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一派词人，这也使这一派词人的别集整理成为清代的热点。
第六章考察了从《词综》到《词选》的演变过程。张惠言所编纂的《词选》原本是用来教弟子学词的读本，并没有用来矫正《词综》并开宗立派的用意。但是张惠言的《词选》在道光十年由张琦重印后，扩大了传播范围；周济编辑了《宋四家词选》，以选本来编排词人，梳理了宋代词人的风格流派。于是，尊奉常州一派者逐渐将《词选》和《宋四家词选》联系起来，借以彰显别树一帜的宗旨。
张惠言论词偏重以“寄托”来解释词的具体寓意，常州派学者进一步通过与浙西词派的比较，肯定了张惠言《词选》推动“比兴渐兴”的意义，并以此来矫正浙西词派创作的流弊。本章还进一步指出：从《词综》注重文献考证功夫转向《词选》以“寄托”评点词体，至少可以从治学方法、社会背景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和具体分析。朱彝尊和张惠言都是以余力研究词学的经学家，他们整理和评价词体的方法与其治经学的方法是有联系的。朱彝尊编纂《词综》时还处在明清易代不久的复杂社会背景中，关于清朝的正统名份以及君臣伦理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朱彝尊不可能像后来的张惠言那样以“寄托”说词。但朱彝尊等浙西派词人极力推尊南宋末年姜夔、张炎等人的词作，以及编纂《词综》和刊印《乐府补题》等活动，却为常州词人以寄托说评点南宋词作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词选》与《词综》作为两种选本模式，对于晚清词学批评以及词选编纂共同产生影响，最终促进了词籍整理成为专门学术的进程。朱彝尊《词综》“发现”了南宋姜夔一派雅词的价值，张惠言《词选》不得不从重新“发现”唐五代、北宋词人来取径。《词选》在选词宗旨和编纂体例方面都与《词综》不同，这反而构成了两种选本模式，成为后来论词者和编纂词籍者参考比较的对象。光绪年间的陈廷焯先后编纂了《云韶集》和《词则》，就反映了这两种选本模式对他的不同影响。
近代以来，“词学”的概念专指词学研究，逐渐与词的创作分离。如此来看，张惠言以诗教比兴说推尊词体，其影响主要在词学理论和创作导向方面；其《词选》不注重版本考订的功夫，无法作为词籍整理的典范。而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词人，由《词综》开端，以严谨的考据方法整理词籍，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多种成果，这不仅成为常州词人编辑词选参考的对象，也足以成为晚清词籍整理的先声。晚清学者则融合两家之长，补正两家之偏，从而完成了词学文献研究专门化的进程。
本文试图通过多角度的研究而得出结论：朱彝尊在清初重视考据学的背景下，“以通才为词学专家”的特色，是宋、元、明词人所无法具备的，也是朱彝尊同时人陈维崧、纳兰成德没能达到的。浙西派后继学者厉鹗、王昶等人延续了这种特色，从而使浙西词派波澜壮阔，衍成清代词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词派。即使在常州词派出现之后，浙派仍然凭借其在词籍整理方面的成果，在词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定地位。这足以证明《词综》作为“古词选本”所起到的正本清源、维系一派宗师的作用。
在清代的词学传播环境中，朱彝尊及浙西派词人通过编纂《词综》，梳理了宋代词人流派，使姜夔、张炎一派词人的地位得到凸显，从而改变了明人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的思路，使词分三派成为定论，并导致了南宋两派词人别集整理不平衡的现象。研究宋代词学流派史，必须延伸到清代，从数百年来清代词人对宋人词籍的整理和接受中找到依据。考察从《词综》到《词选》的演变，可以透视清代词风和词派嬗变的迹象。同时还要关注这种嬗变的复杂背景，并看到词学创作的实际发展、词人所能出入于寄托者，与社会时事和君臣伦理观念等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又不是某一选本的宗旨所能“笼绊”的。
本书虽以《词综》为线索，实际上也描述了浙西词派在康熙朝形成、在乾嘉时发展，以及到晚清演变的过程。由于这一词派延续时间很长、词人众多，所涉及的词学背景也相当复杂，要从词人实际创作的角度梳理这一流派的线索尤其不易。本书比较强调浙西派学者在词籍整理方面的前后联系和特殊贡献，这并不是对浙西词派的全面研究。关于朱彝尊与陈维崧、纳兰成德等人的词学交往活动，浙西派后继词人更多的创作活动资料，还有待进一步详查和考证。
本书所附录的《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一文，是本书的先期成果，也是为了说明朱彝尊的特殊身世背景。朱彝尊的家书为唐长孺先生所收藏，启功先生题有长跋，但一直没有向外披露。家书中所涉及的朱彝尊在应试“己未词科”前后的复杂心态、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己未词科”考试和录取情况等史料，从一个侧面记载了在康熙实施“文治”的背景下，布衣文人的处世心态和命运起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书附录的另外两篇论文，分别以秦观的《满庭芳》和苏轼的《卜算子》为例，具体分析了清代人借鉴诗教说、以寄托解词的思路和注释方法，从而为本书第六章所论张惠言的《词选》的论词主张和影响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