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姓氏考辨
--兼谈先秦姓氏礼俗的几个问题
吴国武（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讲师）
目前，学者对“姓”与“氏”的性质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梁启超、丁山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姓为母系时代的产物、母系血统的氏族遗迹；氏为父系成立以后的产物、父权时代的氏族组织。二是以吕思勉、马雍等人为代表。他们把姓当作“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而以为“氏是所以代表一姓之中的枝派”。三是以刘师培、刘节等人为代表，他们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把姓、氏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杨希枚提出了姓族和氏族的严格差别，他说：“（姓和氏）分别指称先秦社会的姓族（clan or gens）和氏族（political-local group）组织；前者系具血缘世系关系的亲族集团（kinship group），后者则系邦国或采邑之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论先秦姓族和氏族》，见《先秦文化史论集》页197－1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比较可靠的。
不过，很多时候姓、氏常常混合难分，姓变氏、氏变姓的情况也不少。所以，这样辨姓、辨氏的工作通常多要依靠远古族属的研究。我们探讨帝舜的姓氏问题将采取综合考察的方法，既依靠文献又详加考证，既信从考古材料又慎下断语，既排列姓氏谱表又重视部族樊离，既从姓氏礼俗的规律入手又注意其灵活性。
帝舜是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然而甲骨、金文不载“舜”字。所以，我们主张抛弃以“舜”字求“舜”义的方法，另辟溪径。根据近代王国维、郭沫若、卫聚贤等人意见。我们认为，帝俊即帝舜是成立的。远古族属，以蒙文通、徐旭生的河济（华夏）、海岱（东夷）、江汉（苗蛮）三集团为代表的三族说，大致反映了部族的分布及相互间的亲缘情况。其中，帝舜为太皞族一说，有一定的可靠性。此说较早由童书业提出，并由张树明论证。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力主帝舜为“夷人中较早融入华夏族”的说法颇给人以启发。可以说，帝舜是西进的东夷族，在西进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以帝尧为代表的华夏族，故而有种种嫁接的传说。帝舜的居地在兖域为后世研究所证明，这点田昌五论述详尽。后来，王树明等又进一步阐释了帝舜与豫东鲁西大汶口及以后山东龙山文化的对应关系。我们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帝舜为东夷之人的史实。
按我们的认识，帝舜应属太皞氏一族，但并非该族主支。因此，他没有袭太皞号的可能，而是西迁融入了华夏族。首先，风姓太皞与偃（赢）姓少皞为世代耦婚的部族，如姬、姜二姓一样。既然帝舜之妃为少皞之女，那么帝舜必属太皞氏。其次，可能受族内排挤而率少皞之部西迁，故而臣下以少皞族居多比如皋陶、伯益，后来西迁的赢姓亦在这时始居西方。第三，清人段玉裁注释“暤”（暤即皞字）时说：“古者太暤、少暤盖以德之极得称”，这与古史传说中帝舜亦以德闻是一致的。
先来看看过去有关帝舜之姓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姚姓、妫姓之争。古人多沿习旧说而不加辨析，所以一般都是两姓兼信。比如，南宋郑樵。也有主张前姚后妫的，比如唐代孔颖达、近人刘节。倾向于妫姓的有，南宋邓名世、近人杨希枚。田昌五提出姚主妫次说，何光岳却主张由妫姓改姚姓。这些说法多就“姓”论姓，或偏执一端，或折衷诸说，没有从本质上解释舜姓的史实。第二层便是有关姬姓的异说。《史记·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后世自父系而推导出帝舜亦姬姓。检《国语·晋语》可知，黄帝子孙并不同姓，所以由母系所传才是史实。第三层是子姓、风姓的说法。王国维、郭沫若等主张帝舜就是帝喾，于是帝舜又有子姓一说。我们却认为，帝舜与殷祖关系密切但并非一体。至于风姓，如果按王树明的帝舜即太皞氏之说则可确认。
文献上有关帝舜的世系，比较早的记载当推《帝系》篇。然而，这个世系不可信，大致为舜部落归入黄帝族后的伪造。帝舜属太皞氏一系，那么他与上古所传的太皞氏有何关系呢？徐中舒以为舜的母族即太皞氏，这比王树明称帝舜太皞氏更为近实。众所周知，黄帝族世系里少了“虞幕”这个关键人物，而他实际上就是东夷之人。后来，其族依归太皞部而“能听协风”（见《国语·郑语》），世代为太皞部之属。元人许谦指出：“《国语》不曰‘幕能帅颛顼’，《左氏》不曰‘陈，颛顼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颛顼’，《左氏》、《国语》之说固足征。”（《读书丛说》卷二）很可能，虞幕与颛顼（恐即颛臾）一直保持婚姻关系。所以，太皞氏为虞幕之后帝舜的母族；也就是说，依母系帝舜本为风姓。
这样，帝舜可能因得不到太皞氏名号而西迁。按太皞、少皞的耦婚关系，帝舜娶了少皞二女，并在西迁中带上了部分偃（赢）姓。我们怀疑，皋陶为二女之父，属少皞族。后人可能因皋陶亦帝舜之臣，与帝舜相承之圣王说不符，故以帝尧换皋陶，从而淹灭了皋陶与帝舜之间的真实关系。刘起釪指出尧与皋陶是同一人，其说有道理。我们认为，陶、姚一声之转，帝舜之后得姓为姚可能也与此有关。可见，帝舜本为风姓，其后得姓为姚。
帝舜为有虞氏，历来文献没有异说。古书依“男子称氏”之例，故而帝舜又被称之为虞舜。然而据考，早期信史如《左传》、《国语》等没有这种称呼，战国时才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战国乃姓氏礼俗变乱之关键时期，“男子称氏”恐怕在远古时代并不盛行。“虞”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姓氏之源均应从族属入手而且又不能单解字形，因为“氏”已脱离族名而独立。按我们的理解，有虞氏源出“虞幕”之名。帝舜自创氏族，以其最初之祖名称“氏”是说得通的。那么，“虞幕”之“虞”又作何理解呢？我们坚持认为，“氏”不是“姓”，与图腾已经有别，应从地缘因素来考察。所以，“虞”氏当取自虞城（今河南虞城县西南），此处为虞幕早年所居之地。
三代以前的“氏”多属国名，这里的国应介乎部落与城邦之间。关于有虞氏的社会形态，近代说法不一。古人不明社会形态，以所传资料和儒家正统论一直就把虞与三代并举，无疑认定有虞氏为国家。近代以来，郭沫若主张父系氏族社会说，尹达主张母系氏族社会说，尚钺主张母系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前些年，随着对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堡研究的深入，早期国家说开始流行。田昌五主张有虞氏为“部落奴隶制王国”，，王震中称之为“中国神权政治性质的国家统治时期”。
我们认为，有虞氏属于城邦的起源阶段。侯外庐谈到周代封建时说：“周代同姓诸侯的‘封建’无疑和罗马的殖民制度相似，至于异姓诸侯的‘封建’，却不过是自居于盟主地位罢了。”（《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上），页122，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实，有虞氏自太皞氏而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东方多姓的城邦；在西迁的过程，逐渐取得了部族盟主地位，故有所谓“帝虞”、“帝舜”的说法。城邦的初始，往往保留有母系或父系的各种制度与习俗，有虞氏便有这个特点。
古人讨论远古姓氏，因为没有引入族属的概念，故而往往混乱不堪。而近现代以来的讨论，或者笼统地讲姓氏，或者以赐姓命氏制度涵盖整个先秦，也都不是科学的方法。我们认为，先秦姓氏礼俗至少牵涉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社会形态相关。在氏族社会阶段，姓要比氏重要得多，部族以姓分不以氏别；到城邦起始阶段，姓的重要性减弱，氏开始成为族的替代物；到周代城邦出现，姓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衡。古书中的“赐姓命氏”，实际上是古代城邦关系的表征。赐姓即予姓，所谓送人以图腾；命氏即名氏，所谓给所居之地以名，并非杨希枚所强调的典型封建制。一个很显著的证据，便是周代赐命之礼中并无锡姓命氏礼。相反，关于“得姓号氏”的情况倒有不少。实际上，这种“得姓”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早期部族分化的情况。比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仅十四人，这里的“得姓”就是自成姓族。另有“号氏”，在早期也都是居某地而自号某氏。从“得姓号氏”到“赐姓命氏”的过程也反映了社会形态的递次发展。
第二、与婚姻习俗相关。远古婚制，经历了族内婚、耦婚制与多族外婚几个阶段。族内婚在周代的宋国仍有孑遗，但是与姓氏发展的关系已经不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同姓不婚开始严格起来，族内婚受到限制。比如，《国语·晋语四》云：“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最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这句话，充分地反映了族外婚的情况。首先兴起的是耦婚制，比如姬姜二族、太皞少皞二族，这对于姓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帝舜之祖虞幕入太皞族，故而舜为风姓；其娶少皞族二女，故其后为姚姓。随着部族的迁徙和分化，姓氏越来越多，耦婚制度慢慢地被多族外婚所替代。古代所谓“兄弟之国”、“甥舅之国”都同婚姻习俗密切相关，自父系而言兄弟，自母系而言甥舅。
第三，与戎、祀二事有关。“古之大事，惟祀与戎”。先说祀。祀与氏音通相关，《史记·陈杞世家》有“三恪”之说，吕思勉综合各家认为周王以虞、夏、殷三代之后为客，陈、杞、宋三国因续其祖祀，故可受氏而称有虞氏、有夏氏、有殷氏。再说戎。先贤已说生、亻生、性、旌实际上都是姓，远古征战多以图腾别敌我。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部族迁徙的频繁，氏的重要性替代了姓，战争中又多用氏。
总之，厘清先秦各族之姓氏，离不开相关礼俗的研究，帝舜就是一个例子。各家对某族姓氏记载的不同，往往有可能是社会形态、婚姻习俗、戎祀之事诸方面处于大变动时期的缘故。过去的学者比较倾向于疑古，现在的学者已经开始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文献学的方法综合解释，这是令人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