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

 

陈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

 

内容提要

汉唐盛世之际，在西域（中亚、新疆一带）、敦煌等地，不仅有中外宗教、政治、文化思想、物质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而且也存在着多民族医药学的相互影响。可以说，古代西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外医学交汇的地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域考古活动，发掘出土了大批非汉语（亦称为“胡语”）文献。在于阗、龟兹（库车）、粟特、吐鲁番、敦煌等地区，出土了梵语、于阗语、粟特语、龟兹语（吐火罗语B方言）、回鹘语、叙利亚语、犍陀罗语（佉卢文）、藏语（以及象雄语）的医学文书。这些文书所跨的时段长，涉及的语种较多。其中既有完整的医着（如于阗语本《医理精华》）、篇幅较大的残卷（如梵语本《鲍威尔写本》），也有的仅一纸残叶（如叙利亚语、犍陀罗语的残药方）。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考察，无疑就会使中古时期西域的医学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而这种面貌在传世的汉文史籍中却是基本缺席的。因此，这些医学文书的珍贵性自不待言。

国内对西域的医学文化这一研究领域向来是比较忽略的，除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和三件回鹘语医学文书之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一片空白。医学既是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指标，还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大众的一些普遍心态。而解读与研究这些出土医学文书，不仅有助于不断地解明该语言文化在西域的历史面貌，增进对中外医学文化关系史的认识，而且对建构西域社会生活史也是很有助益的。

本书以西域出土的胡语医学文书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具体讨论了作为多元共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的西域多民族医学的内容、成就，及其与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多层联系，使中古时期西域的医学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而这种面貌在传世的汉文史籍中是缺失的。本书共分13章，除前言（第1章介绍了西域出土医学文书的研究史）和结语（第13章）外，其余的11章大致按照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首先讨论了西域多语种医学文书之间的内在关系。第2章通过将西域现存的梵语、于阗语、粟特语、龟兹语、回鹘语医药方进行比对，基本上可以看出，以梵语文本为载体的印度古典医学的主流体系——生命吠陀的内容，以及一部分的佛教医学，对于阗、粟特、吐火罗和回鹘的地方医学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于阗语、粟特语、龟兹语、回鹘语和藏语的医学文献中，所翻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保存至今，它们的知识谱系中有相当多的成分是建立在生命吠陀之上的。生命吠陀虽不是其唯一的源头，但称得上是它们主要的知识来源之一。在伊斯兰教势力占据西域之前，印度医学对西域多民族医学文化的影响，要大于中医在此地的影响。同时，印度医学在西域的影响也大于它对中医所产生的影响。而生命吠陀之所以被吸收进多民族的医学文化之中，主要原因恐怕要归功于佛教传播以及胡人的商业活动。

第3章则主要考察了这些胡语医学文书中的宗教因素。它们所涉及的宗教形态主要有：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景教等。文书中的相关药物（葱、蒜、“牛五净”等）的选择和使用，反映了主体的宗教观念及其相关的文化心理。就西域宗教与医事活动的交叉互动而言。一方面，各宗教在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对医疗手段有程度不一的借重，宗教供养活动中也体现出诸多的医药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胡语医学文书中记载了医疗活动中的巫术与宗教因素，民间医药治疗过程中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禁忌，而且医学观念在不同宗教形态的文本中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现。文化与宗教的频繁交流，对医学知识在西域地区的传播与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二，根据生命吠陀的“八分医方”，第4至第7章分别讨论了西域的眼科药方、童子方、长年方和“足身力方”的内容和具体应用方法。既将其源头追溯到印度生命吠陀，又将它们与敦煌中医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西域胡语医学文书所承载的信息是西域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的胡语医学文化的传播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域的“护诸童子”方与儿童的健康护理；西域的长年药与唐代长年婆罗门的制药；西域的“足身力方”与“喜淫”之俗、房中的生活等均脱离不了干系。这些充实了以往的西域社会生活史所没有的内容。

其三，从医学交流史的角度，第8至12章讨论了这些胡语医学文化与中医学的关联。文化与宗教的频繁交流，对医学知识在西域地区的传播与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印度生命吠陀的基础理论“八术”和“三俱”（风、痰、胆）记录在出土的中医残文书中，并且作了相应的解释。第11章以吐鲁番出土的汉语医学文书为重点，详细的比对、考据与校勘大谷、旅博文书中有关医药的残卷，梳理其中的胡语医学成分，试图表现吐鲁番地区受其它医学文化影响的实况。研究发现，中医学和多元的外来医学文化的交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西域、敦煌的出土汉语医学文献中外来医学因素相当丰富，既有使用外来药物的药方，也有印度生命吠陀及佛教医学等外来医学理论的遗存，形成了早期的“中西（胡）医结合”的特殊景观。第12章则以“乌发沐首”这一习俗为中心，在医学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下，对西域古代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个细节进行了探讨。

就中印医学交流的历史走向而言，由于中医的哲学基础毕竟是以儒为主、夹杂着道的思想。这与以婆罗门教和佛教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印度医学，难免有些格格不入。难怪当佛教在印度本土失去活力之后，中印文化的交流就走向了低潮，印度古代医学的影响也就日趋式微，终归寂静了。反过来，中医学始终没有一种象佛教一样的宗教作为强力中介可以依赖，因此，中医学在印度本土并没有打开局面，对印度医学的影响非常的少见。如此而论，佛教衰亡之后，中印文化交流的冷清，则更能凸现中古时期，印度医学在西域和中原呈一时之盛的灿烂一页。

本书的附录为翻译和词汇部分。第一，将梵文本的《鲍威尔写本》的医学内容（第1-3卷）首次翻译为汉语；第二，将于阗语文本的《耆婆书》从Sten Konow的英译本转译为汉文。这些文本都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基础，也可为后续的中外医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此外，本书提供了《鲍威尔写本》的梵汉词汇表。从实践价值的角度来看，本书属于基础研究，所研究和翻译的药方如果有条件进行临床研究，古为今用，开发印度“医方明”和西域地方医学的成果，在传统医学的现代化浪潮中，为当代人的健康造福，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概言之，本书将医学史的研究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大视野中进行，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整体描述了西域古代（特别是中古时期）的多民族医学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追溯了印度生命吠陀在西域的源流及其影响，揭示了医学在西域文化史中的意义。这改变了以往的西域社会文化史仅局限于经济研究的局面，颇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