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自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開館纂修，歷時十年，至四十六年(1782)完成。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書三千五百零二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卷，九萬九千七百多萬字，存目六千八百一十九部，九萬四千零二十四卷。《四庫全書》保存了巨大部分古代比較重要的文獻，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許多今己不傳的古代文獻，端賴《四庫》而得以保存。
《四庫全書》的纂修，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化，也為我們今天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史料保障，但面對如此浩瀚的文獻海洋，對於任何問題的研究，我們都不可能遍檢所有相關文獻，窮盡所有史料，空發望洋之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成了學者故紙堆裡苦覓史料的真實寫照。同時起來也是一個永不可企及的追求目標。畢竟任何一個博聞強記的學者也不可能在哪怕一個很小的歷史問題上將所有相關史料一網打盡。但《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尤其是其強大的檢索功能，使原來最耗學者心力的史料搜尋工作變得如此簡單，其效果絕非僅僅用事半功倍可以形容得了的。下面就以拙作《廬山國學師生考》為例，來說明一下《四庫全書》電子版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的應用。
書院教育自宋代以後開始成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的教育形態之一。建於南唐時期的廬山國學，是五代十國教育史上最大的亮點。也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史上的一大標誌性事件；它作為宋初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前身，被很多學者看作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起源，但同時又有學者則根本就不認同它是書院。對於廬山國學的性質的認定竟然會有如此的大差異，恰恰證明了我們於廬山國學研究的不足，很少有結論是建立在對廬出國學的較為細緻的研究基礎之上的。研究的不足，一方面在於重視不夠，更主要的原因則是資料的問題。
較之於唐宋，關於五代十國時期的比較系統的傳世資料明顯不足，而是大多散見於五代以後的各種野史、方志、筆記、小說、文集等資料中。對於廬山國學的研究同樣面臨著的問題，對與之相關的資料的搜集都是一項所費甚多而收效甚微的工作。《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出現則使我很容易的便得了現今可知的絕大部份相關史料。
通過檢索 "廬山國學"一詞，並對所得資料進行分析，我確定了兩名學官及十名國學生的名單。然後我又對這十二人逐一做了四庫的全文檢索，按照每個人的傳記資料中提供的線索做擴展性的閱讀與檢索。如《江南野史》卷八《孟貫傳》載孟貫與楊徽之同學，是檢索 "楊徽之"，找到了楊億《武夷新集》中所做的《楊徽之行狀》，讀《行狀》又從中得到了其堂弟楊參與之同讀書於廬山國學的記載。又如檢索 "廬山國學" 得到李中，讀李中詩歌，得到劉鈞，以及廬山國學的另一個名稱 "匡山國子鑑"。如此順藤摸瓜、按圖索驥，最終確立了一個十八人的廬山國學師生名單。
前輩學者如盛朗西、嚴耕望等對於廬山國學師生都有一些論述，提到少量廬山國學師生；後來李才棟先生《白鹿洞書院考略》一書中，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則列出了一份長達二十八人的大名單。這份名單與我的考證相差甚大。李才棟先生的名單中大多不注資料出處，於是我充份利用《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全文檢索功能，對李文中所列而為我所不取的師生逐一檢索。然後通過對檢索所得資料做認真的排比、辨析中，論證了這份二十八人的名單中倒有十二人的身份是不可靠的。在對資料的辨析中，我發現，李文之所以將這些人誤認為為廬山國學師生，主要原因在於他們都曾教授或讀書於廬出甚至白鹿洞。廬山國學是由白鹿洞的私人講習發展而來的，但兩者卻顯然不是一回事。這也說明了我們首先確定廬山國學的師生名單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對此做出清晰的界定，不但對廬山國學的研究會出現偏差，而且也會模糊我們對十國時期屬於私學性 質的山林講學的認識。
首先我通過全文檢索功能對 "廬山國學"這一名稱做了全文檢索，結果共得到了三十一條資料，分見於《江南野史》、《馬氏南唐書》、《陸氏南唐書》、《十國春秋》、《江南通志》、《江西通志》、《圖書編》、《王忠文集》、《西陂類稿》、《明文衡》、《御定全唐詩》、《五代詩話》等十三種史籍中。通過這次檢索，我發現史籍中關於廬山國學的直接記載幾乎沒有，後人對廬山國學的認識幾乎全是來自於關於廬山國學教師和學生的記載，我接下來的檢索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就使我們認識到，對於廬山國學的深入研究必須建立在對曾在其中任教和學習過的師生的詳細考證上。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那些人曾經在廬山國學任教或學習過，這是我們研究廬山國學的史料基礎。於是對廬山國學師生的考訂就成了我廬山國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廬山國學十八人名單的確定，為學界對於廬山國學以及宋代書院教育起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而在檢索的過程中，許多有價值的線索也被揭示出來。如廬山國的創立時間，先多採用南唐升元四年說，而在排比、辨析資料的時候，我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是到清代吳任臣修《十國春秋》時才首次出現的，因此我推測出這可能是因為吳任誤解宋人記載中 "升元中" 所致。再如關於廬山國學的名稱，在廬山國學生李中的詩中，我們發現了 "匡山國子鑑" 這種稱呼；《江南野史》卷八《江為傳》以及《玉海》卷一六七關於廬山國學首任主教李善道的記載中，又有 "白鹿國庠"這一名稱；在陸游《南唐書》卷十四《盧絳傳》中則又有"白鹿洞書院" 這樣的稱呼。這些名稱為我們理解廬山國學的性質及其與書院的關係極有裨益，於是我又對這些稱呼做了全文檢索。此已逸出《師生考》的範圍，有待另文專論。
《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強大的檢索功能為自己的論文寫作提供了莫大的幫助。當然其功能遠不止此，如其拷貝功能同樣為學者節省大量時間，聯機字典亦使我們在遇到生僻字時省翻檢之勞等等。當《四庫全書》電子版將學者從故紙堆裡大大解放出來，使資料的獲取變得如此輕鬆、簡便，縮小了學者在資料積累與佔有的差距之後，但靠材料取勝越發艱難，所讀同而所思異，史識成為學者最重要的素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出現是文史學界的一場革命，惜乎現在學界對於電子版圖書的運用仍缺少切實可行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