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ePage="65001" %>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丁功谊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博士生)

 

内容简介: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啓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啓、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物件,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关键字:宋诗风;晚明;兴起

 

关于晚明宋诗风的兴起,学界很少有专门的文章予以论述,人们一般把宋诗风的兴起的时间定在清初。其实,宋诗风兴起的时间可以往上推至晚明。自万历朝以来,在公安三袁、钱谦益等人的推动下,晚明诗坛以苏轼、陆游为师法物件,诗风已渐入宋调。下面,本文对晚明宋诗风兴起的过程作一番考察,以期加强对此文学现象的认识。

 

继唐诗之后,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高峰。虽然宋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后人对宋诗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在宋朝,严羽就对宋诗给予了严厉批评,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1] (P148) 在他看来,本朝人不如唐人,宋诗不如唐诗。严羽此论,分唐界宋,褒贬鲜明,开啓元、明二朝“宋无诗”诗论的先河。到了明初,高棅致力于学诗的门径,编撰《唐诗品汇》。高棅认为诗之正宗在盛唐,正变在晚唐,而对于宋诗,他在《唐诗品汇·历代叙论》中引《诗法源流》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2]高棅和严羽一样,在“唐人如何,宋人如何”的思维模式中摒弃了宋诗。到了明中期,前后七子掀起一场长达百年的复古运动,他们以魏晋盛唐为师法物件,提出“宋无诗”之说。他们的主张在明代诗坛影响深巨,人们追复盛唐之音,对宋诗并不重视。

到了晚明,公安派推崇白居易、苏轼,以此来对抗七子派的类比之风。袁宗道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把诗文集取为《白苏斋集》,并自号为白苏居士,以此向世人表白他另辟门户的决心,正如钱谦益所说:“(宗道)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 [3] (P566)袁宗道崇尚苏轼,既是诗坛变革的需要,也是对恬淡、旷达性情的自我追求。没有对宋诗作出评价,但他大力推崇苏轼,开啓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袁氏兄弟中,对宋诗首先从理论上表示肯定的是袁宏道。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概括了宋诗在形制上的特徵:“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同时又指出宋诗之弊:“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4] (P710)袁宏道并从审美趣味上说出了宋诗“淡”的特点:“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4] (P710)袁中道对宋诗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宋元诗序》中说:“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馀。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无所不写,而至写不必写之情;无所不收,而至收不必收之景,甚且为迂为拙,为俚为狷,若倒 倾囊而出之,无暇拣择焉者。” [5] (P497)袁中道对宋诗的评价与袁宏道相同,他们都指出了宋诗境界扩大,无所不入的特点,同时都又看到了宋人“以文为诗”所带来的俚俗、冗滥的流弊。

公安派的理论根基是独抒性灵,不以断代为限。他们推崇的物件苏轼才大格高,为北宋一代最擅诗名者。他们率真流丽的诗歌创作令时人耳目一新。所以,他们的对宋诗的重新评价也就为人们所认同。万历年间,诗坛起而应和者,嘉定有李流芳、程嘉燧;临川有汤显祖;四川有曹学 。

嘉定诗人学宋有其文化渊源。嘉定是归有光的故乡,万历年间,归有光的儿子归子慕在嘉定继承着家学。同时,嘉定名士李流芳、侨居嘉定的程嘉燧等人都承传了归有光的衣钵。这群士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摆脱荣利,强学好古,能诗善画,都尊崇唐宋八大家之文,独立于七子复古潮流之外。在古文创作上,他们熟读苏轼的文集;在书法画绘上,他们出入于宋元之间。在诗学思想上,他们采取唐宋兼宗的师法策略。例如程嘉燧中年学诗,“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 [3] (P577),在七言古诗方面,程嘉燧以苏轼为取法物件。又如李流芳,他肯定苏轼在五言古诗方面的成就,他在《题闲孟诗册》中说:“五言古诗,至少陵而一变,流而为退之、乐天,至于东坡,而变已极矣。” [6] (卷十二) 在诗歌创作上,李流芳“其于诗,信笔书写,天真烂漫,其持择在斜川、香山之间,而所心师者,孟阳一人而已……晚尤逊志古人,草书杜、白、刘、苏诸家诗,至数十巨册,故于诗律益细” [3] (P582) 。苏过为苏轼之子,号斜川居士,着有《斜川集》,其诗后来为陆游等人所激赏。李流芳对苏轼父子可谓非常推崇。[①]在临川,汤显祖晚年也把目光转向苏轼,“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②]在四川,曹学 着有《蜀中诗话》,收入苏轼等宋代诗人在蜀地的诗歌以及各种遗事。曹学 自己写下了大量的诗歌,钱谦益说曹学 “入蜀以后,判年为一集者,才力渐放,应酬日烦,率易冗长,都无持择,并其少年面目失之”[③],说的就是曹学 学苏带来了率易冗长的毛病。后来,曹学 还编有《石仓历代诗选》,收有宋诗一百零七卷。

对于万历年间兴起的学宋之风,闽派诗人谢肇 在《小草斋诗话》中曾有过记载:“今日介甫,明日欧公,今日东坡,明日山谷,议论繁多,遂成不可救药之症,悲夫!”[7] (P6677)“近来常有学坡、谷者,然到底未得盛唐门径。”[7] (P6678) 谢肇 与公安派交往甚密,但他依然坚守尊唐抑宋的立场。与他持同样态度的不乏其人,虞山冯复京就极力诋毁宋诗:“宋人不解诗,尤不解古诗,以其数祖忘典。” [7] (P7278) 谢肇 、冯复京等人的立场表明,诗学观念从抑宋到宗宋的转变还是个艰巨的过程,诗坛学宋只是刚刚拉开个帷幕。

万历后期,公安派后劲袁中道开始反省自己和宏道在创作上的不足。他对钱谦益说:“近转觉得其冗滥,不欲流通,思取一生诗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 [5] (P1073) “吾尝自患决河放溜,发挥有馀,淘炼无功。”[3] (P569)公安派在“独抒性灵”思想指导下,表现出无事不写,无景不入,任气逞才,率性而作的创作特点,走的是苏东坡“以文为诗”的路子。同时,他们也带来俚俗、莽荡之病。饶有意味的是,对于创作中的不足,袁中道采取了一种修正的方法,那就是学习唐诗。他在《蔡不瑕诗序》中说:“近侄子祈年、彭年,亦知学诗,予尝谓之曰:‘若辈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切莫率自矜臆,便谓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无所不写,而亦有不必写之情;景无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诗矣。’” [5] (卷十P458) 袁中道在《宋元诗序》中说得明白,情无所不写,景无所不收,这是宋诗的写法。学宋可能带来不复拣择之病,那麽,如何避免这种流弊呢?中道在《蔡不瑕诗序》中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学习汉魏和三唐诗。也就是说,在袁中道那里,学宋终不如学唐。

从公安派的先行者袁宗道到公安派的殿军袁中道,他们在唐诗与宋诗的问题上正好绕了一个圆圈。袁宗道青年时期就接受了七子派的文学主张,袁中道《石浦先生传》云:“(宗道)二十举于乡。……是时,济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 [5] (P708)袁宗道早年崇拜李攀龙、王世贞,以汉魏、盛唐诗为学诗门径,后来对宋诗尤其是苏轼诗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给时人指出了一条新的师法策略。而到了袁中道那里,他晚年认为只有熟读汉魏及唐诗,才可以作诗论诗。袁中道又回到了明人学唐的老路上了。

 

到了天啓、崇祯年间,晚明诗坛又掀起学宋之风。不过,与万历年间不同的是,这次学宋之风在诗坛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们主要崇尚的除了北宋的苏轼,还有南宋的陆游。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说:“天啓、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 [8] (P453),诗坛只学陆游,这话说得有些过,但也道出时人对陆游的推崇。这场诗风的倡导者是程嘉燧与钱谦益。

程嘉燧是学宋风气转向的关键人物。王士 在《渔洋诗话》中指出了晚明七言律诗发展的两条线索:“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其大略也。” [9] (卷下) 王士 是康熙诗坛的领袖,他敏锐地看到程嘉燧浸染过陆游的诗歌。程嘉燧师法陆游的时间是在晚年,即天啓、崇祯年间。钱谦益曾在《复遵王书》中道出了程嘉燧晚年的诗学转向:“(孟阳)晩始放而之剑川、遗山。” [10] (P1359)程嘉燧在晚年把目光转向了陆游和元好问。对此,钱谦益在《萧伯玉春浮园集序》中也有过隐约的记载:“天啓初,余在长安,得伯玉愚山诗,喜其炼句似放翁,写置扇头。程孟阳见之,相向吟赏不去口。”[10] (P786) 这是天啓初年程嘉燧、钱谦益在北京的事迹,他们对萧士玮的诗怀着一致的欣赏,因为萧士玮象陆游一样工于炼句。另外,钱谦益曾经在《张子石西楼诗草序》中提到张子石的诗发源于程嘉燧,风调类似于陆游和元好问[10] (P813) 张子石即嘉定人张鸿磐,他在程嘉燧影响下,作诗深得陆游之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程嘉燧对陆游的重视。

钱谦益则是天啓、崇祯年间学宋的代表人物。作为程嘉燧的知交,钱谦益接受并提倡了程氏的诗学思想,进而影响到了晚明诗坛。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说:“宗伯(钱谦益)素称宋人诗当学务观。” [11] 在《盛元白诗序》中说:“海内宗虞山教言,于南渡推放翁。”[12] (P卷二十八) 毛奇龄的记载是可信的,当时确有一批推崇陆游的文人,江西泰和有萧士玮,浙江嘉兴有沈德符和徐弘泽,山东德州有,他们都极其喜爱陆游的诗歌。

万历中后期,公安派主要推崇的宋代诗人是苏轼。他们推崇,但不模仿,他们看重的是苏轼恬淡超脱的人生意趣。就诗学思想来说,他们欣赏苏诗信心随口、无不自如的创作特色,他们也有大放厥词,别开生面的本领,希望诗坛能冲出七子派的牢笼,而苏轼就成为他们变革诗坛的一面旗帜,程嘉燧中年时也喜欢苏轼,晚年却转向陆游,天啓、崇祯诗坛在钱谦益倡导下选择了陆游,这场诗学思想的嬗变原因颇让人深思。因为苏轼天分超群,才思横溢,他的诗不可学。对于苏轼,钱谦益有过反省,他后来曾在《复遵王书》[10] (P1360)就批评苏轼尚有不够精能之处

然坡老论诗,亦颇多匠心矫俗,不可为典要之语。若少陵论太白诗,比论于庾、鲍、阴铿。又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称量古人,尺寸铢两,不失针芒。此等细心苦心,恐坡老尚有未到处。偶读谢康乐诗云:“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志新术,去子惑故蹊。”子美今体,撮为两句云:“过客径须迷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此诗家采铜缩银,攒簇烹炼之法也。

钱谦益说“诗家采铜缩银,攒簇烹炼之法”,其实就是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法。杜甫化谢灵运诗歌四句为两句,诗意不变而更见精切。钱谦益说此等作诗苦心,苏东坡未能领会,这是对东坡的批评了。钱谦益在《复遵王书》中接着说自己“于声句之外,颇寓比物托兴之旨。 辞 语,往往有之”,他说自己作诗讲究使事用典,诗意含蓄曲折。钱谦益和苏东坡都极具天分而又才气纵横,但他们在创作上还是有些不同,苏东坡偏重先天禀赋,钱谦益则更看重学力工夫。[④]

苏东坡偏重先天禀赋,他的诗不可学。而陆游呢?少年时代私淑吕本中,后来师从江西诗派的曾几,他的诗法度谨严,属对精工。钱谦益在《萧伯玉春浮园集序》中就提及陆诗与黄诗有相似之处,他说萧士玮(字伯玉)炼句象陆游,接着又说“伯玉之诗,体气清拔,瘦劲 兀,取法涪州。向谓今体似放翁者,馀波绮丽,偶然合耳”“又尚简奥,标新领异”“离奇轮 ,孤行侧出” [10] (P786),也就是说萧士玮诗歌体现了黄庭坚诗歌瘦劲的特点。钱谦益没有直接说出陆游与江西诗派黄庭坚的隔代师承关系,他只是说萧士玮取法黄庭坚,诗风恰巧与陆诗相合,钱谦益还是道出了陆游与黄庭坚在律诗创作上都有谨严精工的特点。另外,陆游还讲究活法他在《赠应秀才》诗中说:“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 [13] (卷三十一)他主张变化出新,他的诗流动圆转。可以说,陆游进入江西诗派而又出于江西诗派,兼得苏诗之变化与黄诗之精工,克服了以文为诗带来的俚俗流荡和江西诗派奇峭奥硬的两种弊病。这正是陆游成为明末诗坛师法物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程嘉燧的诗来说,人娄坚在《书程孟阳诗后》中评论程氏“其为七言近体,以清切深稳为主” [14] (卷二十五),“切”即切合声律,“稳”指稳于法度,钱谦益曾说“孟阳诗律是吾师[15] (P601),他们都说出程嘉燧的诗法度谨严、律句精工的特点,这正是程嘉燧与陆游相合的地方。

从这场风气的转变中我们发现,当时的人们对宋诗的理解并不相同。袁氏兄弟看到的是宋诗的境界扩大、以文为诗,在审美趣味上他们追求的是平淡流畅,对诗艺他们很少去关心;程嘉燧、钱谦益看到的是宋诗的精能深微、奇崛隽永,在审美趣味上他们更欣赏沈郁老成的诗风,对诗艺诗法他们抱有浓厚的兴趣。这种不同也源于宋诗的内在差别。因为宋诗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风貌:一种是以苏轼为代表,苏轼以文为诗,其创作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涌泉,信心随口而意态纵横,可以说,宋诗的地位大半是苏轼争来的;[16] (P134)另一种以黄庭坚为代表,黄氏求新,求奇,求瘦劲,求深折,汇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可以说,黄诗最能代表宋诗的特色。前者靠先天禀赋,后者靠学力工夫。前者以文为诗容易带来俚俗的毛病,公安派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后者在有明一代始终备受非议,学黄则要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陆游就以其法度谨严、律句精工,走入了程嘉燧、钱谦益的视野。

晚明诗坛之所以推崇陆游,还有其独特的背景。万历末年,竟陵诗说盛行于晚明文坛,竟陵派的幽情单绪引发了许多避世文人的共鸣,诗坛弥漫着清幽、纤仄的诗风。了二朝,明王朝内外交困,已经走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竟陵派内敛、纤的诗风必然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不满。程嘉燧、钱谦益就试图以一种新的诗学思想来取代竟陵诗说,那就是以杜甫为宗,唐宋兼宗,转益多师。而在宋代诗人里面,他们选择了情感沈郁、律句精工的陆游为主要的师法物件。当然,他们也看重苏轼,取法苏轼,面对人生的挫折,苏轼安抚着他们疲惫的心灵。但国家就要沦落了,朝廷在辽东战场上屡遭败绩,满族人的铁骑已踏过了辽阳和渖阳,而国内农民起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朝廷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官员们没有治策的良方,只有 争的谋略。这是民族动乱、灭毁的前夕,陶渊明做不到,苏轼也做不到,让士人得到精神的真正安顿。而陆游忧国忧民,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兴亡,诗风沈郁。正如南宋遗民林景熙在《王修竹诗集序》中说: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 [17] (卷五) 陆游抗击异族入侵的诗歌激发着人们起来拯救民族的危亡。以钱谦益为例,他不仅学其律句精工,而且效其忧世之情。钱谦益的门人瞿式耜在《初学集》的序中说出了钱谦益的创作特点:“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忠君忧国,感时叹世,采苓之怀美人,风雨之思君子,饮食燕乐,风怀谑浪,未尝不三致意焉。”[15] (弁首)忠君忧国,感时叹世,这是钱谦益,也是许多晚明士人与陆游在心灵上相通的地方。

这场宋诗风能够兴起,与钱谦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实践分不开。钱谦益继承了公安派主变的诗学观念,论诗不以断代为限。他的视野宽阔,其师法物件除了陆游,还有苏轼、黄庭坚、范成大等诗人。在诗歌内容上,他重义理表达,善内省议论,展现了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在诗歌技巧上,他在句法、对偶、用事、声调等各方面,都深染宋调。程嘉燧在《牧斋先生初学集序》中说钱谦益的诗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愈不可测” [15] (P2225),这说的是宋诗奇崛险怪的特色了。

钱谦益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极大推动了宋诗风在晚明的兴起,人们一直视钱谦益为宋诗风的开创者。乔亿在《剑溪说诗》中说:“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 [18]计东《南昌喻氏诗序》云:“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 [19] (P卷四)他们都道出了钱谦益在诗风转关中的作用。不过,钱谦益学习、提倡宋诗的思想前提是转益多师、唐宋兼宗。只有等到清康熙年间,在王士 的倡导下,诗坛才全面掀起学宋之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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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计东.改亭集[M].清康熙刻本.

 

作者简介:丁功谊,男,1972年生,江西上高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级博士生。



[①] 《牧斋初学集》卷第五十四《李长蘅墓志铭》载,李流芳去世于崇祯二年正月。李流芳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万历朝。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汤遂昌显祖”条,第564。又,钱谦益《 遵王书》云:“汤临川亦从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9页。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曹南宫学 ”条,第607页。 此条载,曹学 入蜀于万历年间。

[④]苏轼重知识学养,但更重天分。后来的批评家们多从天分方面赞赏苏轼,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云:“坡公天才,出语 世。”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子部十,杂家类二。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云:“子瞻虽 格创变,而笔力纵横,天真烂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而苏轼本人在文论中也重视天分,他主张“自然”、“流转”、“新奇”、“变化”,诗歌要达到自然流转、新奇变化,主要靠诗人的悟性 天分,而不是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