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ePage="65001" %>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与我对“后村千家诗”的考证

 

李更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一部成书于南宋末年的诗歌类选,因旧题“后村先生编集”而有《后村千家诗》之别称(后村,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别号)。面世之后,在普通知识份子及一般民衆当中产生过相当影响,不仅其中所收录的作品常常被民间说唱文学所采用,宋元之际的《千家诗》、元代《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明代《诗渊》等诗歌选本当中也均可见到它的痕迹。自清初曹寅《楝亭十二种》重刊《后村千家诗》二十二卷之后,此书在知识阶层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在当今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当中,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和辑佚来源。

但流传既久,此书善本罕存,知者寥寥,整理工作更属欠缺。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后村千家诗校注》一书,所据仅为通行的《楝亭十二种》一本,且轻改文字、擅易原书编次、体例,造成了不少新的错乱。

在《全宋诗》整理编纂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后村千家诗校注》,由于其中存在不少疑点,在《全宋诗》基本完成后,我便开始了对这部所谓“后村千家诗”的进一步查考。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该书整理本,我与陈新先生共同承担了整理任务。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后,这一研究作为子课题之一,纳入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专案“宋代学术文化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工作便利和资金支援,对该书的研究考证也加速进行。

工作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版本校勘。通过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斯道文库所藏元刊本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的资料,可大体考知原书面貌及演变,即原本不少于二十五卷,元代又编纂刊刻“后集”十卷。通行的《楝亭十二种》本不仅并非全豹,而且存在相当严重的文字讹脱、甚至对原书格式体例进行了删改。这部分工作虽然在资料上仍有零星缺憾,但采用早期版本为底本,可以恢复原书的基本轮廓,也足以澄清《楝亭十二种》及其后版本的问题。

更重要、难度也更大的部分,是对书籍内容的查考。通过对宋代诗歌的了解和《全宋诗》整理过程中的积累,在研究考证之初,即发现该书在作者署名、时代归属方面存在某些错乱,但全书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些错乱背后还隐藏着什麽样的问题,却不是凭这些零散发现就可以判断的。因此,需要对书中所收的数千首作品全部重新加以考证。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也是让我对资料条件、特别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在研究考证中的作用感触最深的过程。

判断一首作品的署名是否真实,首先要与相关诗人别集相印证,如果该作者有较为可靠的别集传世且其中有收录,则大体无误。无别集传世或现存别集可靠程度不高,就要更多地借助他书,包括同时代其他总集、选集、诗话、类书乃至地方志等各类古籍中存留的相关资讯,各书均无异说及疑点,亦基本可定无误。如别集未收或他书有异说,则要广泛查阅各种资料进一步考辨确认。相对而言,在具体作者几卷乃至几十卷的别集中查验某一作品是否收录,工作量虽然很大,范围毕竟有限;而当一首作品没有署名或署名可能不真实,从原书无法得到线索之时,如何确定查找方向,难度就相当大。在没有诗句索引的情况下,要获得其他古籍中有关一首诗的资讯,几乎是大海捞针。

由于工作以查考为主,受资料条件的影响也就特别大。

工作初期,《全宋诗》尚未全部出齐,特别是与该书关系最密切的南宋中后期部分未出版,要了解一位元诗人现存的全部作品,往往要查阅几种不同版本的别集,再查核《全宋诗》原始档案中其人名下各种辑佚材料才能完成。反复跑图书馆、甚至跑几家图书馆乃是家常便饭。而为确认一首诗的确切作者,这种“地毯式搜查”有时还会涉及多位元诗人的作品集,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全宋诗》全部面世后,可以方便地获得每位元诗人目前可见的全部作品和相关资讯,大大减轻了查考工作的烦劳。

但《全宋诗》虽为查核具体诗人的作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对于那些茫无头绪的“可疑”作品的深入查证 是否出于他人、出于何人,却依旧没有有效的渠道。当时,借助同时代类书对同题材作品的收录,以及考证中逐渐把握的一些与之存在材料承用关系的典籍,我们取得了一些线索,也完成了不少有效的查考,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苦淘或许有价值的只言片语,工作极为艰辛。而且,部分作品由于毫无线索,长期搜求不获,在传统的考证方式下,似乎只能以存疑告终了。

就在我们带着欣慰、也带着遗憾准备结束这项研究的时候,《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出现了。第一次使用时,我用了半天时间,试着将几十首久查不获的作品中的字句输入电脑进行检索,得到有效资讯的居然在半数以上。看到从前几天、几周、几个月查考不完的资料随手解决,积累了几年的悬案,其线索乃至答案在指掌间跳跃而出,那种激动兴奋的感觉真难以名状。随后,借助这一便利工具,我对书中的大部分作品进行了重新检索,不仅使相当数量的无头案得到解决,也发现了以前别集查考中的一些疏漏,使某些异文较多或经过剪裁而在手工查找过程中未获证实的作品及时排除了疑点,而某些本来未见异说、没有特别注意的“张冠李戴”的作品,在这次查考中也现出了原形。例如,书中陆游之名仅二见,名下录诗三首,而此外另有十七首作品被分别冠以他人之名,所涉计有程颢、张耒、孙何、曾公衮、郑獬、欧阳修、张栻、潘大临、毛滂、孙惟信、黄庭坚、张俞、彭汝砺、范成大、翁元广十五人,其中署曾公衮、毛滂等作品就是在这次查考中发现的。此外,署名“白玉蟾”(葛长庚)的两首贺铸诗、署名“刘随如”(刘镇)的三首寇准诗也是如此。兹不多举。

应该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使我们对“后村千家诗”的考证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了整理研究的质量。这样,在全面详实的查考之后,基本解决了书中大量存在的署名错误、作品剪截等问题,并由此确知原书编纂极不严谨,并非出自刘克庄之手,而是书商假托射利之作,所谓“后村千家诗”云云实属谎言。同时,对该书的成书时间、材料来源、社会影响(包括在古今典籍整理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做了新的考察。

在恢复古书原貌的同时,厘清原书本身存在的种种错乱和问题,为读者全方位地提供确切可靠的资讯,是古籍整理方面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2002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和好评,甚至有学者称其为“古籍整理之范本”(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页355,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2003年7月,这一成果获得了由新闻出版署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联合颁发的“第四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二等奖”。

回顾当初的工作,因为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而深感庆幸,同时也感慨良多。如果早有这样便利的古籍资料库,那时前后六年的艰辛考证,也许一两年间就可以完成了。在此,我深深感谢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这类为学术研究提供切实帮助的电子产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