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ePage="65001" %> 成果的主要观点、学术贡献及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摘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甯)

 

本书全面考察了一段在唐宋诗歌转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诗歌史,即从中唐诗歌新变落潮之后的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北宋诗歌革新兴起的仁宗朝,深入梳理了其间诗歌艺术演变的环节与阶段,比较清晰揭示了唐宋诗歌转型的历史脉络,并对相关的人文社会背景做出了阐发。本书提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元和体”诗作,以其显著的艺术新变特色,在晚唐以后逐渐产生支配性影响,其创作原则奠定了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的基本走向,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诗歌革新,是在提升“元和体”艺术品质的基础上开创宋诗的新格局。本书围绕唐宋政治转型的特点,剖析相关的诗歌现象,提出文官政治制度在晚唐至宋初的独特状态所带来的士人“文官化”的消极发展,是“元和体”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

全书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元白之“元和体”及其精神意趣;

本章提出白居易与元稹的“元和体”诗作在开拓近体诗理性品质上显示引人注目的特色。元白的“元和体”,是元白的同时代人对他们后期创作的近体诗的一种称呼,这类作品比较集中地呈现出特殊的艺术品质,主要表现为入实趣味、品味、反思与感悟的理性趣味、使用散文句式的特点等。元、白的“元和体”,表现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情,透过这种凡近的取材特色,“元和体”力求表现生活的真实内容,传达切实的生活感受,这就是入实趣味的体现,在艺术手法上,“元和体”多用“赋“笔,叙事描写的成分比较多,其长篇排律就很重叙事,在五、七律与绝句中也有很多描写和刻画的笔墨。但是,入实趣味在元、白的“元和体”中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元和体”中的现实,只是日常诗酒流连的生活,内容狭隘,但入实趣味在唐宋诗歌的演变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白之“元和体”的五律以淡语求味,基本排斥咏怀的精神旨趣;七律开拓理性品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大量引入反思现实的议论;其二是表现人生感悟;绝句对日常的人情有更深细的开掘和表现,它特别发展了以感悟人生为特色的理性内容,抒情方式也渐重巧思,这些都为绝句艺术带来很重要的变革。从语言上看,元白之“元和体”大量采用一种经过压缩的散文句式,虚词的运用也相当频繁,有浓厚的散文特色。这些特点,使元白的“元和体”对近体诗的“主理”趋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元和体”注重以务实的姿态,做理性的沈思。由此开拓了独特的思理表现方式,如反省式的议论,感悟人生的理趣。

本章分析了元白之“元和体”的精神意趣,认为“元和体”所呈现出的新变特色,是白居易等人消极制度意识在艺术上的流露。“制度意识”是本书尝试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对政治制度的理性认识。“制度意识”不同于政治思想,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个特殊方面,它从制度的角度,介入政治问题的思考。自先秦以来,中国士大夫一直有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有丰富的传统,但中唐以下,随着文官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士人参政程度极大加深,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制度做理智反思并按照制度的要求约束自己行为思想的制度意识,就逐渐成为士人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度意识的加强,极大地深化了士人对政治的理性认识,也促使士人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内敛。在白居易的精神世界中,制度意识有鲜明的表露,他对政治制度十分关注,而且自觉用制度意识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表现出清醒的职责意识和安分观念,这些都是制度意识的体现,因此白居易的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大夫传统的处世态度,这是使他在唐宋以后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原因。制度意识与积极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就会激发出积极的现实精神与成熟的理性态度;而如果伴之以消极的政治态度,就会流为平庸安分的处世趣味,理性思考也会带上价值虚无的色彩而丧失开阔的格局。应该看到,白居易的制度意识并没有得到积极健康的发展,由于缺少积极的政治理想,他的制度意识表现出明显的消极色彩,如安分自足的务实趣味、价值虚无的理性思考,浓厚的闲适意趣,正是制度意识消极发展的体现。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唐的文官政治虽然有深入的发展,但门阀制度的残馀影响仍然十分严重,白居易所属的中小地主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与政治体制发生深刻联系的同时,他们也异常强烈地感受到官场的黑暗、仕途的坎坷,政治热情受到很大打击;其二,白居易的政治理想缺少深厚的精神基础,容易被现实的坎坷磨去棱角。白居易的消极制度意识,深刻塑造了他的感情和艺术世界。

 

第二章 晚唐近体诗与元白之“元和体”。

本章分析了晚唐近体诗与元白之“元和体”的复杂联系。本书将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北宋仁宗朝这一时段分为晚唐、唐末、五代、宋初四个阶段,长庆元年到宣宗大中末年,为晚唐阶段。这一时期,近体诗逐渐支配了诗坛,而其中“元和体”与后人所谓“晚唐体”的复杂纠葛,构成诗坛最主要的现象。在晚唐诗坛,以白居易为核心的一批台阁诗人聚集于京、洛一带,继承了“元和体”的写作风气,表现官居生活的闲适之趣;元和十五年末,白居易和元稹相继结束了长期的贬谪生活,返回长安;大和元年,白居易从苏州返回长安,从此再也没有远离京洛朝廷。在他周围,以他与刘禹锡的唱和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唱和群体,其中往来密切的有令狐楚、裴度、元宗简等人。此外,姚合、王建、张籍、牛僧孺、李绅、李德裕、徐凝、皇甫镛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诗文唱和。这些人就构成了晚唐诗坛活跃于京洛一代的台阁诗人群。这个诗人群远离政治矛盾、普遍追求闲适趣味,唱和的中心在洛阳,白居易在晚唐台阁唱和中的核心地位,使元白之“元和体”诗风对台阁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晚唐的台阁诗人着重继承了以短篇近体表现日常生活的写作方式,对长篇的排律、过于香 的 情诗都用力不多。因此,元白之“元和体”的五、七律及绝句作品,获得了最多的仿效,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开拓,但他们的创作为“元和体”在唐宋之交影响的渐趋显著,奠定了艺术上的渊源。

“晚唐体”是宋代以后的人对晚唐诗坛流行的某种特定诗风的称呼,关于它的内涵,有关的意见颇多分歧,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将以“姚贾诗派”的五律和许浑等人的七律为代表的诗风称为“晚唐体”,其中又以姚贾五律所代表的诗风为主。“晚唐体”所概括的这两类诗风,是晚唐诗坛的创作主流,与元白的“元和体”存在着微妙的因变关系。姚合与贾岛的五律创作都注重苦吟,但贾岛在艺术趣味上刻意求奇,注重宣泄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而姚合则更多地流露沈潜和品味普通人生的意趣,与“元和体”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姚合将“元和体”的求味旨趣与苦吟相结合,这一格局对五律的创作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唐宋之际获得广泛流行。在远离朝廷的幕府与州县中,以杜牧、许浑、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排斥“元和体”的写作风气,用审美的方式寄托精神理想,讲求工丽的语言、情韵的创造。反对机械的写实趣味,注重意境的创造;以字句的雕琢细碎和工稳整丽反对散文化。许浑等人的七律基本上保持了感性的表现方式,注重以诗歌特有的形象思维来创作,与 “元和体”七律开拓理性品质的努力异趣。因此,在诗歌的感性艺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注重理致的宋代诗人常常向许浑等人的晚唐体学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借鉴其感性艺术的经验,弥补思理太露的弊端。本书还分析了许浑等人的精神特点,认为他们都保有一种激昂狷介的精神气质,这与他们长期入辟幕府与任职南方州县的处境很有关系,由于在当时的政治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对政治参与程度不深,理性气质比较淡薄,希望以审美的方式寄托内心的理想。这对其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作品在理性品质上,与“元和体”多有接近,但其七律追求情思兼备,五律注重咏怀与体物的深细结合,咏史绝句也善于融入感悟的特色,从而对元白“元和体”做出了有特色的创变,造就了卓尔不群的艺术境界。他非常注重发掘七律的抒情品质,但并非像许浑等人的七律那样,在削弱理性品质的前提下用力于诗艺,而是沿着开拓理性内涵的道路,寻求七律新的艺术境界。其咏史七律寓感慨于议论、爱情七律在追忆的距离中摹写情感的美丽印象,这些都不同于简单的议论和抒情,而是深入探索了在诗歌引入理性因素的同时如何推进抒情品质的问题。李商隐的五律在恢复兴寄品质上与杜甫的五律颇多共性,而他同时也比较注意体物的深细。他继承了杜甫所开创的化身为物的表现方式,就是改变物我对立的视角,让我化身为物,用物的“感受”来写我的情感。李商隐的绝句突出地继承了“元和体”以人生感悟为特色的思理方式,这种感悟品质使李商隐的作品呈现出沈郁的气质,而他在咏史题材上的开拓尤其引人注目李商隐将白居易绝句注重感悟的特色与对史事的议论融合起来,创造出锋芒内敛的批判效果。这是他与杜牧颇不不同的地方。杜牧咏史绝句中的议论往往在假设的基础上展开,李商隐总是从最本然的史实出发,以内敛的笔触,将议论的锋芒含蓄写出。这些作品,实际上融合了白居易表现人生感悟的一些绝句艺术手法,不以艺术的想象取胜,而注重在现实或历史的真实经验中,感悟某种人生哲理或历史思考。它更多地借助反思的笔触,呈现真实经验背后的荒诞和虚无,造成含蓄内敛的艺术效果,是晚唐绝句在表现理性思考方面很值得重视的艺术成果。

白居易在会昌五年去世,随着他的谢世,京洛台阁诗人群趋于瓦解,姚合、贾岛、杜牧、许浑、李商隐等人在大中年间去世,因此长庆以来的诗歌风气,在大中末年基本告一段落。

 

第三章,唐末五代诗人群体。

本章将唐懿宗咸通元年到唐朝灭亡界定为唐末。唐末与其后的五代和宋初,在诗歌创作上有较大的连续性。如何划分唐末五代的诗人群体,前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本书认为,划分唐末诗人群体的最核心的要素,是诗人的人生际遇,具有相同际遇的诗人之间,不一定有非常密切的人事交往关系,但由于彼此际遇接近,创作也体现出相同或近似的追求,并由此形成当时诗坛上值得注意的创作取向。根据诗人际遇的差异,唐末诗坛有四个诗人群体:寒素诗人群、贵 诗人群、干谒诗人群、隐逸诗人群。

寒素诗人群主要是指当时一批身世孤寒,家势单弱,长年展转于科场仕进之途的诗人,这些诗人很多并非困顿终身,但身世寒素和仕进坎坷,构成了其人生际遇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成为影响其诗艺取向的重要精神背景。大中到咸通年间,继承新乐府创作传统的曹邺、刘驾、邵谒、于 、聂夷中等人,构成了寒素诗人群的早期成员;咸通以后,以“咸通十哲”为代表的一批寒素诗人,是这个群体最主要的代表,主要包括当时被称为“十哲”的许棠、张乔、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 、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等,以及这些诗人的奖掖者薛能、李频;此外曹松和李洞也因与之交往密切,诗风接近而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以五律创作为主,艺术上主要接续贾岛、姚合等人的影响。

与寒素诗人群形成对比的,是主要由贵 子弟组成的贵 诗人群,其核心成员是韩 、赵光远、孙綮、崔珏、郑仁表等人。这些诗人诗风香 ,在大中末到乾符年间创作了大量反映狭邪生活的作品,艺术上主要继承了李商隐以七律表现 情的艺术影响。韩 等人的香 诗在咸通、乾符年间十分流行,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好尚绮 的诗歌趣味,当时有不少诗人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自己的创作也呈现出香 的色彩,这主要包括秦韬玉、唐彦谦、韦庄、罗虬等人的创作。黄巢之乱以后,贵 诗人群在昭宗朝转化成学士诗人群,韩 、吴融、徐寅、黄滔、翁承赞为其主要成员,其诗风追求平正典雅、用辞富赡,基本上没有香 的笔致,有些诗人,如韩 ,由于深受李商隐诗歌艺术的影响,因此其后期的创作很有理性气质。

咸通以后,一批干谒藩镇、传食诸侯的诗人,构成干谒诗人群,主要由罗隐、杜荀鹤、皮日休、胡曾、李山甫等人构成。这些诗人在唐末王室衰微的局势下,为了仕进而去投靠那些拥兵自重、对王室不无异志的藩镇。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松散的,但因为遭遇近似,因此诗风也颇多共性;由于仕进坎坷,以及因投靠强藩而遭受的正统观念的压抑,他们普遍个性狷介,而坎坷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目睹了唐末社会大量的丑恶现象,因此其诗风充满讥弹怨刺之音。

隐逸诗人群由走上隐逸之途的诗人所构成,以方干、司空图、郑谷、王贞白、陆龟蒙等隐逸诗人和以齐己、虚中、尚顔等为代表的一批诗僧为主。这些诗人归隐后多潜心诗艺,唐末主要的诗歌理论著作都出自这些诗人之手。

五代诗人群体的构成主要来自地域上的接近,主要包括六个群体:中朝诗人群、南唐诗人群、西蜀诗人群、楚国诗人群、闽地诗人群、吴越诗人群。中朝诗人群由主要由五代的朝廷文臣所构成,前期有于邺、卢汝弼、赵光逢、孙 等人,其后有冯道、王仁裕等,后期则有李 、王溥、刘兼、王周、陶毂、卢多逊等人。中朝诗人主要取法白居易的五、七言近体诗,而且更趋通俗流易,形成浅俗的诗风。南唐诗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南唐的前身吴国,在唐亡之际招纳了一批地位较低的士人,其中殷文圭、沈彬、孙鲂、杨夔等人极有诗名;这些诗人入吴后,受到重视,人生际遇有明显的改变。吴国形成了有利于诗歌发展的环境,为南唐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基础。随着南唐的建立与发展,一个人数衆多的朝廷文士群开始形成,其中包括徐铉、李建勋、李中、郑文宝、韩熙载、江文蔚等人;此外南唐庐山国学地区也汇集着一批诗人,如陈贶、江为、刘洞、夏宝松、孟贯、杨徽之等。南唐诗人的创作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将唐末寒素隐逸诗人的创作道路,向雕琢秀丽、富于情韵的方向发展;其中徐铉的成就最为突出。西蜀虽在唐末招纳了一些重要诗人,如韦庄和诗僧贯休在唐末入蜀,但这一地区的诗歌创作风气并不发达,蒋贻恭、顾 等人创作过一些讽刺诗,韦 创作过一些香 诗,花蕊夫人的宫词,以大型绝句组诗的形式描绘宫廷生活,注重表现宫廷生活的具体内容,开发了绝句艺术的叙事功能,但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楚国在马殷的统治下出现了一个由刘昭禹、徐仲雅、李宏臯、蔡昆、廖匡图、廖凝、韦鼎、诗僧虚中等人组成的诗人群,诗僧齐己曾与这个诗人群往来唱和。这些诗人的传世作品很少,沿袭晚唐五律苦吟的创作方式,只是构思更趋雕琢。闽地诗人群的形成和闽主王审知对中朝文士的招引有直接关系,入闽的重要诗人有韩 、黄滔、翁承赞、徐寅、崔道融等,创作风气基本沿袭唐末而无多变化。吴越诗人的作品散失比较严重,现存作品以罗隐和钱 及其宗族子弟的创作为主,有诗名但传世作品不多的诗人有皮光业、谢鄂、元德昭、林鼎、沈韬文等。从传世作品来看,吴越的七言创作比较兴盛,不少作品追求情思宛转的风韵。

 

第四章,唐末五代诗歌流变

本章从诗体的角度分析唐末五代的诗歌创作状况。唐末五代诗人丧失了诸体皆精的能力,古体衰落,近体泛滥,而近体中又偏重五、七律与绝句,排律也受冷落。各体的创作在不同诗人群中的分布也不平衡,寒素诗人以写作五律为主,隐逸诗人虽然体裁的使用较为广泛,但五律仍是最受重视的体裁;贵 及干谒诗人群则明显偏重七律的创作,五律非所用心。绝句则受到了各个诗人群的普遍关注。

五律主要接续姚合五律“求味”的旨趣,回避贾岛五律“求奇”的趋向,内容上注重对普通人生的沈潜与体味,艺术上追求以刻画锻炼传达含蓄意味,由于诗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求味”的旨趣被导向清浅一路。所谓“清”是指诗人越来越偏爱清寂之境的刻画,传达萧瑟隐逸之情;所谓“浅”,是指由于诗人过分偏爱清寂之、境、隐逸之情而极大限制了对生活的感受,导致题材狭窄、表现力萎缩。七律体现出来自许浑、李商隐等人的影响,但这些影响都与来自“元和体”七律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唐末绝句体现出比较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有大量的议论与感悟的内容,工巧的艺术构思十分丰富,对叙事功能也有所开发。唐末乐府诗有两种取向,其一继承中唐新乐府的传统,其二主要继承晚唐李贺等人的 体歌行。

本章还从地区的文学空气、文学基础和诗学传承的地区分布等方面分析了五代十国诗歌的地域性特徵。地区的文学空气是指一地是否具有适合文学创作的大环境。五代十国中,南唐、西蜀和吴越的大环境最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政治上相对安定,君主不仅能得士,而且能养士;君主好尚文学,对文学之士尤为优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原政治动荡,君主虽重视文士,但多以之为辞命之臣,彼此没有文学上的交流,这就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地方性的文学基础是指一地区长期以来流行的文学创作方式,这是影响五代十国诗歌分布的重要因素。如南唐与西蜀,文学创作的大环境都很好,但西蜀主要发展了词的创作和南唐则是在词与诗的创作上都很兴盛。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唐代蜀地的近体诗创作,一直是以接受外来影响为主,初、盛唐时期,蜀地出现了陈子昂、李白两位大诗人,而皆以古体见长。中晚唐时期,西川幕府极盛,加之贬谪迁徙等因素,蜀地人才汇萃,唐末黄巢之乱,唐僖宗与朝臣入蜀,在蜀中开科取士,但这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蜀地的地方诗风。唐末大批外来诗人入蜀,为西蜀的诗歌创作带来短暂的繁荣,随着这些诗人的谢世,诗歌创作再度趋于萎缩。和西蜀形成对比的,则是南唐,南唐在地域上包括今江西、安徽一带,自中唐以来就在近体诗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南唐诗歌的繁荣与此地方创作基础有极密切的关系。地方的文学基础,还对不同地区的诗歌创作风貌产生影响,如南唐和吴越,两地基础都很雄厚,但吴越的诗歌偏于七言,讲求情韵婉转,五律在吴越诗坛就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南唐形成差异。

诗学传承的地区分布也是影响五代十国创作的另一要素。唐末诗人郑谷、齐己、黄损等人对近体诗艺术进行了总结,唐亡后,出仕吴国的孙鲂曾向郑谷学习诗艺,“尽得郑体”;孙鲂在吴国与李建勋、沈彬结成诗社,对吴地的诗学产生很大影响;而唐亡后入荆南的齐己、黄损却没有对当地诗风产生多少影响。中朝诗作的衰落也与诗学传承的中断有关,唐末朝廷诗人的主力基本上离开中原,个别入仕朱梁的诗人,如孙 、赵光逢等,在创作上无足可观。中朝创作从此基本处在无所师法的状态中。

 

第五章,唐末五代诗学批评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唐末五代的诗学批评内容比较丰富,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对宋代诗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啓发意义。唐末诗学批评出现了重“意”的倾向,各个诗人群一致反对浮 ,标举风骚,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而且根据时代政治的要求,对风雅观的内涵作出调整;艺术技巧的分析也体现了追求含蓄意味的旨趣,不简单表现字句之奇。这些理论变化都与宋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方向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诗人精神面貌狭碍,创作中精神气格的普遍低弱,唐末诗学批评对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内涵,如何健康地发展艺术技巧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局限。风雅观的分析缺少积极的理论建树,出现了生硬比附风雅之意以提高作品思想内涵的机械倾向;艺术技巧的分析也流于琐碎,这些都体现出“意”的贫弱对艺术思考的局限。宋代诗歌批评正是通过强调提高思想内涵和精神气格,改变了唐末诗学批评中的机械琐碎之弊。本章围绕风雅观、司空图“味外之旨”说以及唐末五代诗格、诗式类著作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唐末诗人标举风骚,反对浮 ,根据时代的政治要求对风雅观做出调整,但由于精神气局的限制,风雅观流于空洞;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说体现了对盛唐、中唐以“境象论”为核心的意境理论的变化,初步表现出从“韵味论”角度分析诗歌意境的理论趋向;诗格、诗式类作品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类以齐己的《风骚旨格》为代表,包括虚中的《流类手鉴》、徐衍的《风骚要式》、王梦简《诗要格律》、王玄《诗中旨格》、徐寅《雅道机要》以及题作贾岛的《二南密旨》和题作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诗评》等。这类著作的突出特点是关注风雅问题,注重提高作品的思想内涵,但由于理论思考的薄弱,它们普遍以生硬的比附来体现风雅比兴,艺术分析存在明显的机械之弊;第二类著作包括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王 《炙毂子诗格》、文 《诗格》、保暹《处囊诀》以及题作白居易的《文苑诗格》、《金针诗格》等。这类著作很少谈及风雅问题,着重探讨近体诗的语言及表现技巧,但具体的讨论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总体的分析倾向流于琐碎。这两类著作反映了唐末诗歌理论及创作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强调风雅但风雅观的内涵空洞,诗风日趋清浅导致艺术技巧的探讨流于琐碎。

 

第六章,唐末五代“元和体”影响上升的外因分析

本章从唐末五代政治环境以及士人出处观念的变化,分析了元白之“元和体”影响上升的社会文化原因,认为唐宋社会政治演变的核心问题是门阀政治的衰落与文官政治的兴起,在晚唐五代,这一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面貌,即一方面文官集团在与皇权、宦官、藩镇的矛盾中,日益丧失对政治的支配力量,另一方面,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文官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士人的“文官化”特徵日益强化。晚唐以下,士人的“文官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当时的幕府与南方州县,成为制度约束相对薄弱的空间,其间的士人更多地体现出“文人才士”的身份特徵,对京洛官场流行的消极制度意识并未有多少沾染。唐宣宗大中以后,皇权、宦官、藩镇的专制控制加强,幕府、州县等宽松的环境趋于消失,随着藩镇的政权化,放旷不羁的幕府文士,逐渐转化成因循守常的文臣;士人隐逸也流行功利性出处原则,高蹈的隐逸已十分罕见,隐士也沾染闲适、庸俗的趣味。士人“文官化”的消极发展,是元白之“元和体”产生支配性影响的重要社会思想背景。

本章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唐末五代政局与士人“文官化”的消极发展;第二,幕府的专制政权化与幕府士风的转变;第三,隐逸特点的变化与隐士的闲适意趣。

本章首先讨论了唐宣宗大中之政在唐代政治史上的特殊意义,晚唐持续了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在大中年间结束,而唐末政局的种种问题,也都从大中年间打下最直接的伏笔。史书上因为宣宗政绩卓著,誉之为“小太宗”。但是,在大中之后,唐王室和朝廷的文官集团迅速衰落,一蹶不振,直至政权的全面覆亡。这一段犹如回光返照的政治历史,它的光彩和它所潜伏的弊端与危机,正是我们认识唐末政局之独特性质的重要切入点。大中之政的本质在于通过发展文官政治制度来巩固皇权,唐宣宗就如何提高文臣地位,发展文官政治制度,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奠定了政治“中兴”的格局。然而遗憾的是,“大中之政”的根本目的并非发展健康的文官政治,而是加强皇权的专制。大中年间日见严酷的专制环境,使发展文官政治制度的努力发展到畸形的道路上,虽收短效于一时,但却彻底摧毁了文官阶层奋发有为的主动精神。唐末的官场与科场都十分腐败,官场上因循奔兢之风流行,庸俗的闲适意趣流行;科场士子亦胸襟狭隘,精神面貌趋于委琐,初盛唐科场中充满理想色彩的寒士精神被极大削弱。

唐末士人入幕十分普遍,但幕府士人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幕府专制政权化趋势加强,中晚唐幕府宽松求贤的政治环境趋于消失,许多强藩俨然独立的小朝廷,府主与幕僚具备了君臣关系的雏形,幕府文人日趋“文官化”,而节帅对僚佐严格控驭,专制的气氛浓厚,绝大多数的幕府士人,关心的是如何依附节帅,获得政治出路,很少有人表现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些人甚至表现出异常鄙吝的胸襟,感染了种种官场恶习。五代十国藩镇政权化趋势更加明显。唐末五代的幕府,已经不可能为士人精神保留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空间。士人在中晚唐幕府中获得滋养的理想气质和富于个性的特点,在唐末五代的幕府中势必趋于萎缩。

唐末五代的隐逸,是以失意、避乱的被动隐逸为主,这种隐逸特点,源于深刻的时事背景,是唐宋转关之际世情士风的折射。文官政治制度在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它极大地密切了士人与政治的联系,削弱了建立在雄厚家族经济基础之上的独立隐居的现实基础。中晚唐以下,唐代统治者大力提高科举地位,激发士人的仕进热情,而对无心仕宦的高蹈隐逸越来越不予鼓励,像初盛唐那样崇尚高蹈隐逸的社会风气大为收敛。这些都促使士人隐逸的主动性与独立性明显减弱。在唐末五代广泛流行的失意、避乱之隐,其精神支柱是“得位则仕,失位则隐”的功利性出处原则。由于精神上缺少高绝的气质,唐末隐士面对时事的动荡和个人的失路之悲,往往走向伤时怨命,缺少批判现实的狷介锋芒。在避祸自全的隐居生活里,逐渐安分自足,流露出庸俗的闲适意趣。闲适意趣的流行,成为唐末五代隐士精神面貌中最突出的特点。

 

第七章,宋初诗坛的因袭与变革

宋初的“白体”、“晚唐体”和“元和体”的关系十分密切,宋初讽谕诗的复兴恢复了元和体的讥刺特色,“西昆体”带来了“元和体”的雅化。欧阳修所从事的诗歌革新,并未彻底否定“元和体”,而是通过在“以意为主”的格局下,提升“元和体”精神品质,提升“元和体”的入实趣味与理性趣味,开创宋诗的新格局。欧阳修等人,在北宋文官政治巩固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克服了晚唐以来士人制度意识的消极色彩,确立了以“平易精神”为核心的积极制度意识,革新了风雅观,这是他们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元和体”艺术品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