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ePage="65001" %> 本书研究汉语中的词汇化现象及其规律

《辞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摘要

 

董秀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书主要研究汉语中的辞汇化现象及其规律。所谓辞汇化,是指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变为词的过程。辞汇化与语法化一样都是语言单位从理据清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除联绵词与音译词以外,占现代汉语辞汇系统主体的双音词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辞汇化的过程。   

历时的考察可以发现,汉语双音词有三类主要历史来源,一是从短语降格而来,二是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三是从本来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其中,从短语降格而来的双音词最多。本书考察了三种类型的辞汇化以及进一步辞汇化的现象,总结了辞汇化的条件和规律。

一、短语的辞汇化

对于短语的辞汇化,虽然汉语研究者早已提及,但多为个别举例。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短语的辞汇化作了尽可能全面和详细的分析,分别探讨了并列短语的辞汇化、偏正短语的辞汇化、动宾短语的辞汇化、主谓短语的辞汇化和动补短语的辞汇化的条件。

并列短语辞汇化的例子如:

    准绳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孟子·离娄上》)宋朱熹集注:准,所以为平;绳,所以为直。

    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汉书·律历志》)

    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三国志·魏志·徐胡二王传》)

以上例中的“准绳”是并列短语,指两样东西。“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后来“准绳”通过隐喻引申变为一个名词,义为“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

    左准绳,右规矩。(《史记·夏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左所运用堪为人之准绳,右所举动必应规矩也。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晋书·隐逸传》)

偏正短语辞汇化的例子如:

    固执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礼记·中庸》)

    窦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后汉书·韩棱传》)

以上“固执”中的“执”为一个及物动词,义为“坚持”; “固”为副词,作状语,义为“坚定地、顽固地”。二者粘合为一个形容词后,指“坚持己见,不变通”,

    汝自意如此,吾岂可固执?但后去或有不是处,不干我事。(宋王明清《摭青杂说》)

在现代汉语中,“固执”前可用“很”来修饰,多用来形容人的性格。

动宾短语辞汇化的例子如:

依旧

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本纪》)

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唐张 《朝野佥载》卷六)

惟此二字依旧。(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

以上例中的“依旧”是动宾短语,“依”是动词,“旧”是名化的形容词,充当宾语。下例中“依旧”变成了一个副词,其变化环境是出现在动词短语前:

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唐郑 《开元传信记》)

主谓短语辞汇化的例子如:

符合

与阶门吏为符,符合入劳。(《墨子·号令》)

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吕氏春秋·上德》)

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史记·孝文本纪》南朝宋裴 集解引汉应劭)

以上例中“符”是一个名词,指古代传达命令、徵调兵将等用的凭证,用竹、木、玉、铜制成,上刻文字,分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合”是一个动词,义为“相合、吻合”。因此“符合”是一个主谓短语,义为“符令相合”。

    “符合”后来辞汇化为一个动词,指“事物两相一致”,原来短语意义中的特定性被取消了。如:

    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魏书·礼志》)

述补短语辞汇化的例子如:

打破

沦鸡子法:打破,泻沸汤中,浮出,即掠取。(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养鸡》)

汝若会,打破汝头。(宋惠洪《禅林僧宝传·潭州石霜诸禅师》)

师曰∶“打破镜来,与汝相见。”(《五灯会元》卷四)

天色暄热,打破了我这脚,我慢慢的行波。(元马致远《荐福碑》第二折)

以上例中的“打破”是一个从述补短语变来的动词,其后可以带宾语了,义为“使物体破坏、损伤”。后来意义发生了隐喻引申,义为“突破原有的例规、习惯、状况等”。如:

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实……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一敬字以为讪侮者。(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本书以并列短语演变成的动词性并列式双音词为例分析了双音词的历史发展特点与词化程度的等级,指出汉语双音词作为一个原型范畴,其内部成员有着词化程度的不同:有的词化程度高,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了词的标准,这是最典型的成员;有的词化程度不太高,在有些方面符合词的标准,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带有短语的特性,这是不太典型的成员。双音词在共时状态下的词化程度与其在历时发展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经历越多的辞汇化阶段,辞汇化程度就越高。不同类型的短语的辞汇化在难易程度上是不等的,有些类型的短语更容易辞汇化而另一些类型的短语则较难辞汇化。这一差异除了不同类型短语自身使用频率的不等之外,主要是由不同类型短语的句法特性所决定的:有些类型的短语由于经常充当句子的主干成分,其句法特性不容易削弱,因而不易发生辞汇化;而另外一些类型的短语由于经常在句中充当修饰性成分,不处于核心地位,因而比较容易发生辞汇化。同一类型短语内部的不同类别在出现时间的早晚与数量上也存在着不平衡性,本书从语义以及词法与句法的对应角度对此做出了解释,指出两个成分在句法层面的距离越近、中间越是不容易被其他成分隔开,就越容易发生辞汇化。本书还通过对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双音词的特点的分析,找出了不同类型短语辞汇化的制约条件,并考察了历史文献,从历时角度印证了共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从短语到词实质上是一个短语特性不断弱化以至最终消失的过程,综观各类短语的辞汇化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只有那些性质上不典型的短语成员才可能成为辞汇化的候选结构。

二、句法结构的辞汇化

句法结构的辞汇化所涉及的类型也比较多,在汉语历史早期出现的虚化程度不等的各类语法性成分都有可能与辞汇成分发生粘合。但这一类现象并未引起以往的研究者的足够注意。本书的研究表明,这一类辞汇化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句法结构中所包含的语法性成分的功能在发展过程中的衰落或消失。当某种句法结构不再是一种能产的格式时,原属于这种结构的一些自由组合就变为一种过去的句法的遗迹保留在语言中进而固化成词。语法标记(如名词化标记)、代词、否定词、介词和助动词都有可能和与其相关的辞汇性成分发生粘合而变为词。

1.  语法标记的辞汇化

    这一类型可以“所V”结构的辞汇化为例。“所”是古汉语中的名词化标记,其作用是使一个谓词性成分转化为体词性成分(朱德熙1983)。从语义上看,“所VP”转指VP的受事。如“所杀”指的是“杀”的受事,即“被杀的人(或其他东西)”。名词化标记“所”与谓词性成分组成的结构本来是很能产的,但后来“所”的名词化功能逐渐衰退了,到了现代汉语中“所”的名词化功能基本由“的”来实现了。结果,“所”作为一个名词化标记从一个必有(obligatory)成分变成了一个可选(optional)成分:在很多情况下,“所”是可有可无的。如“他所写的书”也可以说成“他写的书”,二者表达的语义相同,只是有些许风格上的差异。当“所”的功能衰退之后,原来由其组成的名词化结构有一部分就作为一种遗迹而凝固为双音词。例如,“所有”本是指“拥有的东西”,其中“有”是一个动词,“所”加在“有”前,使其名词化。如:

    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周礼·夏官·职方氏》)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下》)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仪礼·觐礼》)

    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衆,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在一定的语境中,“所有”也可能被理解为一个人拥有的全部东西。下面就是一些可作两解的过渡中的例子:

    死至命尽,所有财物,官爵俸禄,故在世间,不随人魂神去。(三国吴支谦译《四愿经》[①]

这一例中的“所有财物”,既可理解为“所拥有的财物”,也可理解为“全部的财物”。“全部”的意思是由语境所额外赋予的。

    有一贤人,入淫荡家,与淫女俱,饮食歌戏,而相娱乐。所有财业,不久殚尽。(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一)

这一例中的“所有财业”,也是既可以理解为“所拥有的财业”,又可根据语境理解为“全部的财业”。

    后来,从语境中获得的“全部”的意思被融进了“所有”这个形式本身,“所有”最终粘合为一个指代性形容词,义为“整个、全部”。如:

    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乌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者,并勒还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二年十月九日)[②]

2.  代词结构的辞汇化

    这一类型可以“相V”结构的辞汇化为例。 “相”最初是一个交互代词(reciprocal anaphor),相当于英语中的each other。 如:

    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相欺”指互相欺骗,相当于英文的cheat each other。 “相”的句法位置是在动词之前,这可能是远古汉语宾动语序的残存(邢公畹1947、王力1958、裘锡圭1979、俞敏1981、冯胜利2000b等),我们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从交互用法发展出一种“偏指用法”。吕叔湘(1942)说中古时期的“相”不再表示两个事物互为施受的关系,转而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动作行为。这种所谓的偏指用法实际上是“相”作为一个不限人称的起照应作用的代词的用法。其先行语可以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为指称方便,在本书中我们仍把这种用法称为“偏指用法”。如:

    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上例出于对话语境,说话人为诸葛亮。“亮”是其自称。“相贺”在语义上相当于“贺我”。“相”在句中相当于一个第一人称代词。

    以卿善射有无,欲相试耳。(《三国志·吴志·赵达传》)

此例也是出现在对话语境中,“卿”是第二人称的尊称,“相试”在意义上等于“试汝”。“相”在句中相当于一个第二人称代词。

    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长卿”是“相”的先行语,“相辱”犹言“辱之”。“相”在句中相当于一个第三人称代词。

    在以上诸例中,“相”实际上是其后动词的宾语,其先行语或由语境可知(如对话语境中的说话人或听话人),或在上文中已经出现。

    后来“相”的句法功能逐渐衰退,作交互代词用的“相”由后来的双音词“互相”代替;表偏指的功能即作为起照应作用的代词的功能则完全消失了。一些由“相”与其后的动词所构成的结构有些就演变成了双音词,如:

    相信

    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韩非子·初见秦》)

    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谷梁传·僖公五年》)

    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汉书·邹阳传》)

受任在万里之外,审主之所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虽有构会之徒,泊然不以为惧者,盖君臣相信之明效也。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若作誓说,何师生之间不相信如此?(《朱子语类》卷三十三)

以上例中的“相信”指彼此互相信任,其中的“相”为一个交互代词。   

    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唐牛僧孺《玄怪录·王煌》)

此例中“相信”犹言“信我”。“相”为偏指代词,由于是出现在对话中,其先行语可由语境中推知。这里“相信”还不是一个词,但已有了被看作词的可能。

人说楷曰:“……若恭得志,以卿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贵可保,祸败亦旋及矣!”(《晋书·简文三子列传》)

此例中,“相”也是偏指用法,出现在对话语境中,相当于一个第二人称代词,“相信”义同“信汝”。

    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此例中的“相”也是偏指用法,相当于一个第三人称代词,“相信”义同“信之”。

    后来“相信”粘合为一个动词,义为“认为正确或确实,不怀疑”,其后可另带宾语。辞汇化的直接源头可能是表偏指的“相”字结构,因为表偏指的“相”出现的语境中主语可以是单数的,但表互指的“相”则必须出现在主语是复数的语境中。这样,表偏指的“相”字结构出现的语境与作为及物动词的“相信”出现的语境更相似,所以由前者辞汇化为后者更为自然。

3.否定结构的辞汇化

    不失

出门交有功,不失也。(《易·随卦》)唐孔颖达疏:“以所随之处不失正道,故出门即有功也。”

此例中的“不失”是一个否定结构,义为“不偏离,不失误”,其中的“不”和“失”是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

故蹈元之辙,不失为小乘;入宋之门,多流于外道也。(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元》)

此例中的“不失”是一个词,义为“还算得上,不愧”。

    作为否定结构的“不失”,是对“失”的否定。“不”和“失”之间的句法关系很明显,并且在语言中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肯定形式“失”,如:  

    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

当其发生辞汇化后,“不失”变成了一个副词。作为副词的“不失”,“不”与“失”之间原有的句法关系变得模糊了,并且没有了与之相对应的肯定形式:“失”在语义上不能作为词“不失”的对立面。比较下面的两个句子:

a.    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作法。

b.    *这失为一种聪明的作法。

b句的不合法说明“不失”不是对“失”的简单否定,而是构成了一个意义上独立的辞汇单位。

4.介宾短语的辞汇化

因此

    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史记·吴太伯世家》)

    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论衡·正说》)

    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以上例中“因此”义为“借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情况下)”,其中“因”是介词,义为“趁着”“借着”;“此”是代词,义为“这个”。二者构成一个介宾结构。

由于“因”作为介词,还可以表示“由于”,所以“因此”还可以表示“由于这个(情况、因素等)”,如:

    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三国志·魏志·荀 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纂,因此获全。(《晋书·安帝纪》)

    后来“因此”从表示“由于这个(情况、因素等)”的介宾短语变为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句子层面的连词:

    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宋史·河渠志·黄河下》)

5.助动词结构的辞汇化

这一类型的辞汇化可以“可V”为例,不少由助动词“可”与其后动词性成分组成的句法结构辞汇化后变成了形容词,有一些变成了动词。如:

    可恶

    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然而不避。(《战国策·楚策一》)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荀子·荣辱》)

    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商君书·算地》)

以上例中的“可恶”是一个助动词与动词构成的结构。“可” 是一个助动词,义为“可以,值得”;“恶”是一个动词,义为“憎恶、讨厌”。

    后来“可恶”粘合为词,义为“令人厌恶的”。在有些方言里,“可恶”甚至被进一步用为及物动词,“可”的意义完全失落了:

    大人最可恶他,一向是不许他上门的。(洪深《劫后桃花》)

三、跨层结构的辞汇化

跨层结构的辞汇化是指由本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的两个相邻单位变为一个词。这种变化是由一个非语言单位变为语言单位,具体说是辞汇单位,因而是比较特殊的。由这一渠道产生的一般是虚词,其内部形式非常模糊。比如:

至于(于)

    王命衆,悉至于庭。(《尚书·盘庚上》)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

    至于庙门,揖入。(《仪礼·士冠礼》)

以上例中“至”是一个动词,义为“到达”;“于(于)”是一个介词,引进地点,与地点名词组成一个介宾短语作动词的补语。 “至”与“于(于)”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后来“至于(于)”粘合为一个连词,并且“至”在意义上发生了隐喻引申,从表示具体位移意义的到达变为指程度或地步上的达到。如:

    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史记·秦本纪》)

    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

    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殓败。(《后汉书·宦者传论》)

    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亲侍医药,夙夜不离左右,至于衣不解带,乱首垢面。(《北史·魏彭城王勰传》)

“至于(于)”辞汇化后还可作介词,表示另提一事。如:

    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罚,人臣擅之,此谓刑劫。(《韩非子·三守》)

    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衆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吕氏春秋·不侵》)

    孔子曰:纯,俭,吾从衆;至于拜下,则违之。(《后汉书·陈元传》)

    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览馀辞,岂馀所谓哉?(《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

    作为介词的“至于(于)”,其语义实际上也是在原有的“至”的实在动词义上的隐喻引申:从指有具体意义的在空间上的到达某地变为指话题转移到某个领域。

对于跨层结构的辞汇化这类现象,以往的学者虽然也有所提及,但多为零散举例,本书把这类现象放到辞汇化的大框架中,对其性质及产生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生辞汇化的跨层结构一般是位于句首的,位于句尾的跨层结构一般不会发生辞汇化,这是由句子的韵律特徵所制约的:句首的位置韵律管制严格,而句尾的位置韵律管制较为宽松。当句首位置的跨层结构形成一个音步时,由于一个音步内的成分结合紧密,在形式上具备了成词的条件,因而在合适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辞汇化。

四、辞汇化的原因

从对上述三种类型的辞汇化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辞汇化的原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方面的因素。认知方面的因素包括心理上的组块过程、隐喻、转喻等。心理的组块过程把经常相连出现的两个分立单位组织在一个组块中,逐渐变为一个不可再分的单位,这一心理过程要以高的使用频率为基础;隐喻使语义由具体走向抽象,转喻使语义由组合性走向综合性,这为辞汇化的发生奠定了语义基础。语用方面的因素包括语境义的被吸收、社会文化的变动、外来语的影响等,这一些都可能使旧有的成分获得新的固定的语义,从而发生辞汇化。

五、进一步辞汇化

当一个句法单位变为辞汇单位之后,其内部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变得更加相互依附,即进一步辞汇化。进一步辞汇化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词的内部形式的重新分析

比如:“顔色”最初是一个偏正式双音词, “顔”原指“前额”,后泛指“脸,面”,“顔色”即“面色”。如:

    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顔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

    凡祭,容貌顔色,如见所祭者。(《礼记·玉藻》)

    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顔色。(《淮南子·人间》)

    自怜十五余,顔色桃花红。(唐李白《长干行》二首之一)

后来意义泛指化,可以用在物体上,义同“色彩”:

    何处龙见,作何物顔色?(《北齐书·高阿那肱传》)

    当意义发生变化之后,词的内部形式也随之逐渐模糊了,因而就出现了重新分析,“顔色”的内部结构从偏正式被重新理解为并列式。现代汉语中有“五顔六色”的说法,这显然是在把“顔色”看作并列结构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表达方式。

2.派生关系的模糊化

比如,原来由“来”构成的一些派生词到了现代汉语中已不再被分析为派生词了。

    “来”在古汉语中可以作为时间词尾码,结合面比较宽[③]。如:

    顷来闻汝与诸友讲肄书传。(汉孔鲋《与子琳书》,《全汉文》卷十三)

    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三国魏高堂隆《后妃配郊表》,《全三国文》卷三十一)

夜来复雪,弟各可也。(晋王羲之杂帖,《全晋文》卷二十三)

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南朝宋谢灵运《上书劝伐河北》,《全宋文》卷三十二)

何似晓来江南后,一行如画隔遥津。(唐孙鲂《杨柳枝》词)

我先要去寻他,只因父亲死了,不曾去得。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如今要去寻他。(《水浒传》第三回)

以上例中“X来”都是时间词与尾码“来”形成的结构。后来,“来”的这一用法衰落了,能产性丧失,一些由“来”组成的派生词中词根与词缀之间原有的派生关系变模糊了,导致这样的一些词从辞汇系统中消失,而另外一些则固化为类单纯词而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近来”。

   “近”作为时间词,义为“最近、近期”,如:

    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三国魏文帝《孟达、杨仆降附令》,《全三国文》卷六)

    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

    辄自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志赋》已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唐韩愈《与陈给事书》)

   “近来”本是一个由时间词“近”与尾码“来”构成的派生词,如:

    前数卷为时有佳语,近来意亦殊已莫莫,犹当一定之,恐不全。(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全晋文》卷一零二)

    自顷复 者,非大晋旧典必重复 也,盖是近来儒官相承近意耳。(晋王彪之《答孔严论蔡谟 书》,《全晋文》卷二十一)

 当“来”的词缀功能消失以后,“近来”就变得类似单纯词,“近”与“来”原有的词根与词缀的关系模糊化了。

3.转类的发生

其中双音动词的及物性降低是汉语辞汇发展的一个趋势。下面举到的这些词在古汉语中都是动词,或兼有动名用法而以动词用法为主。但它们在后来就主要用作名词了。以下我们仅举出每个词的动词用法的书证,名词用例从略。

    步骤

    步骤三载,绵历寒暑。(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二)

    复欲立奇功于赵魏,允归望于天人;然后步骤前王,宪章虞夏。(《晋书·桓温传》)

    次序

    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史记·乐书》)

    虽奸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论衡·佚文》)(按:此例中的“次序”义为“编排”。)

    动作

    初吞,蛭时未死,而腹中热,蛭动作,故腹中痛。(《论衡·福虚》)

    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动作于管中。(《抱朴子内篇·登涉》)

另外,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合音词其实也是进一步辞汇化的产物。

 

参考文献(从略)



[①] 汪维辉(2003,私人交流)指出《四愿经》的译者是不是支谦可能还有疑问。不过,这不影响对这个例子的分析。

[②] 此例采自董志翘(1997

[③] 村良治(1984)把“来”看作副词词尾,但实际上“来”主要是用在时间词之后,用在其他副词后的用法可能是这一用法的引申,但所见甚少。志村良治认为这 用法的“来”在六朝初期以后开始显示出惯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