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家通典》
李玉安（武汉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内容提要
一、中国藏书家的历史贡献
中国藏书家，在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和保存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起着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两千多年的藏书历程，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承、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尤其是有了印刷术以后，书，时刻伴随在我们身边，并演绎和传承了延绵千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流变，这就是藏书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韵味所在。可以说，没有那一种文化，无一不是在藏书中记载，正是这些各种文化的综合体，演绎了中国藏书文化发生、发展，以致于清代诗人赵翼提笔挥出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要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也许切入到藏书文化的历史中，就可以观察到它的轨迹和规律。比如先秦之前的典籍政策规范了中国人的心理、思维结构；明清时期的文字狱，禁锢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张扬和创新的个性一样。
古代的藏书家为什么痴迷于藏书？因为他知道书籍的价值，他知道书籍聚散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苏东坡“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欧阳修也说“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而，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苏东坡和欧阳修都是针对收藏而说的。李清照的“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狼籍,意会心得,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那委婉动人的读书和记其书籍聚散故事，让人感受到战乱带给藏书事业的悲沧和凄凉。所以没有人能够比藏书家更知道书籍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古往今来，多少智者仁人，为挽华夏璀璨文明于灰飞湮灭之中，在藏书事业上财可捐，官可丢，命可夺，而嗜书如命，志不可改。孔夫子周游列国，访籍问典；颜回单食瓢饮，守书以达天命；胡应麟所嗜唯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李如一“见书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遇秘册必于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朱彝尊“夺我七品官，藏我万卷书”，终生不改弃追求；鲍廷博“黄金散尽为藏书”；永瑢在治官之余的“一盏秋灯夜读书”的生活情调，构成了历代文人墨客的为弘扬传统文化的一种志趣和价值取向。
所以，中国藏书家的贡献在于：
首先是对典籍的保存。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各代的禁书政策，诸如《挟书律》之类的各朝禁书条令，使收藏古代典籍要遭受“违法”的封杀，许多的藏书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古代书籍藏于墙内、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保存，做出了超乎常人的贡献。
其次是对典籍和文化的传播。每个藏书家的藏书楼，就是一座私人的公共图书馆，对后生和远近而来的读者开放，不少藏书家并非都是“秘不示人”，他们“秘”的目的，就是为了“藏”，更是以传播知识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其三是对典籍的保护和整理。在众多的藏书家身上，无一例外的对图书的钟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从众多的藏书家条目中和藏书印中得到印证，没有他们的呵护和传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和文化，就会倍加折扣。我们的先祖用他们的藏书故实教育了我们，要将文明、文化的火种，代代相传，辈辈相承，生生不息！
其四是催发了新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刻印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积累。虽然历代禁书、焚书之举多有发生，有多少典籍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但前毁后著、前亡后撰、前焚后藏、前禁后刻的故实，着实让人感动；那种愈毁愈作、愈灭愈藏、愈禁愈收的自强精神，着实让人敬佩、让后代景仰和崇拜。
《中国藏书家通典》就是为了弘扬和歌颂历代藏书家的丰功伟绩，将他们藏书故实，一滴一点地从历代各种史料中系统挖掘出来，供后来者研究利用。
二、中国藏书家通典的编撰缘起
出于对中国藏书家的神往，从1982年开始，翻阅李调元《曲海》时，为其对藏书的痴情和钟爱、搜罗文献曲折动人的故实所感染。嗣后又专心展读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袁同礼《宋、元、明私家藏书概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等著作，不禁产生了系统整理藏书家资料的欲望。于1985年动笔编纂《中国藏书家小传》。经过4年多的爬梳，1988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藏书家辞典》于1989年出版。
《中国藏书家辞典》是建国后较早的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藏书家的专门工具书，出版以后得到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肯定，先有罗德运教授《千载缥缃事，巍然指顾间》在《中国图书评论》上推介，后《北京日报》、《江苏图书馆学报》等相继刊文评述；也获得过一些奖励。亦有学者来信指出了疏漏和欠缺之处。为此，我一直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注意寻找机会再次修订和补充，并不断地搜罗藏书家史料。《中国藏书家辞典》出版后几近20年间，先后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历代藏书家辞典》、《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山东藏书家史略》、《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文献家通考》等一系列研究藏书家和文献家的专著出版。相比较而言，《中国藏书家辞典》的力度和深度明显不够，且疏漏尚多，为使之臻于完善，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经过数年的再整理，又得益于黄正雨副研究员的通力合作，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私人藏书史、阅读史的研究，对藏书史料的挖掘和整理颇有建树，方使《中国藏书家通典》付之枣梨。
编纂本书之初，恰逢大学合并之际，我受到了莫须有的中伤和诋毁，那种污蔑和侮辱，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正是从历代藏书家高风亮节的精神中得到寄托，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人生、对待工作、对待世事，虽不敢自诩有“夺我七品官，读我万卷书”的风骨，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以古今文化名人笃志于藏书与研究的精神为楷模，从容面对。尽管安排我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任职，但因编撰工作刚刚开始，便毅然决然地作出选择：宁可坐古典藏书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冷板凳，守我图书馆的万卷书，用坦荡荡胸怀作人，决不常戚戚去媚俗。
三、《中国藏书家通典》的编辑体例和收录标准
关于藏书家的概念，既不否定前人胡应麟、洪亮吉、杨守敬、叶德辉等有数等藏书家之说，因为他们毕竟开启了对藏书家研究的先河，还有耿文光“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的观点，也不否定当代藏书家所持“只藏不收”或“只藏不读”不能算藏书家的提法，均是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视觉提出的不同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本书基本上参照谢灼华教授提出的三大类藏书家的范畴：一类是为著述而藏书、读书的著述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搜集、收藏典籍而藏书有特色的收藏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校勘、整理图书进行出版活动的出版型藏书家。这三大类型的藏书家概念，基本上可以囊括古今藏书家的收藏特点。如何界定和划分古今藏书家的范围，还有待藏书文化的理论研究者们深入的分析研究。
本《通典》收录历代藏书家，包括有在文献收集和整理有成绩的管理官员、古典文献整理和出版成绩卓著者、藏书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等2400余人；连同参见条共2541条；收录人物的范围上自先秦，下迄1949年以前出生者；1949年以后出生的藏书家及其研究学者，未予收录。
为了方便检索，正文前有以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中国藏书家索引》，便于读者检索。在《藏书家索引》中，对部分未单独列为词条的传主，用加粗宋体表示，以示区别；同时供读者在检索传主时参考有关线索。对于少部分藏书家的常用别名或通用字、号，则在“藏书家索引”中一并列出，以便读者比照。
对于历史记载有多种称谓或尚有争议的藏书家，本通典则根据文献考证后，选择可信的一条。对于其他名称同时予以著录。本书没有刻意于藏书人物的悉数照录，而是着重于各时代藏书家在政治、文化、历史、藏书、目录、校勘、刊刻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因为，对于藏书家的数量和分布，窃以为是一个不定的、动态性的因素。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其研究基点也千差百异，对藏书家界定并无定谳，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藏书家有4000～6000人之多，依我看，近、现代的藏书者在万册左右亦不下数千人。对史料中关于某藏家零星藏书之句和仅有几枚藏书印章的藏书记载，只能忍痛割爱；随着藏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收录藏书人物更广泛、资料更详尽、史料更翔实的藏书家人物工具书亦待来日方家。
本书不以藏书家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为取向，因此对历史文献中颇有争议人物的取舍，尤其是历代知名政界官员中有藏书事迹的人物，如南宋权臣贾似道、明代严嵩、清代和珅、民国陈群以及当代蒋介石、康生等人，他们或许在那个时代，做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但其藏书毕竟是历史存在，我们只能以历史事实为据，客观地挖掘其藏书故实和评价其藏书的功过。所以笔者还是斗胆将其收录，是耶非耶，任后人评说。
对部分有图像的藏书家和文化人物，则尽力搜罗；可以说，代表中国藏书文化中的核心人物，都在本书中予以网络殆尽。对于藏书家们的收书、校书、编书、曝书、刻书等事迹，尽量予以推介。
本《通典》中收录了藏书家图像426幅，分别取之于民国年间出版的各类期刊和清季顾湘舟辑《吴郡名贤图传赞》、清末叶恭绰编印的《清代学者像传》、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人物像传》以及有关个人文集、家谱等文献。打破了过去人物工具书很少收录图谱的惯例，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图片的价值和文字的价值等同，尤其是正史少载或者无载的人物，图谱更为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书出版后，先后被推介和评论。南京大学的林英先生，在《天一阁文丛·第四辑》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上推介了本书，中南民族大学的罗德运先生也发表了本书的书评，天一阁图书馆虞浩旭先生还在博客上推为2006年中国藏书文化中的十大盛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