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余志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著作类三等奖  李雄飞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古籍珍稀版本知见。该部分是本书的主体，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故以此部分内容作为书名。原著者施廷镛先生毕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知阅佳椠善本无数。在此编中，著者将自己一生所知和亲见的珍稀古籍善本，按照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插图本、写本等不同的版本类型进行编排，呈现给读者。与其它古籍知见书目不同的是，著者不仅详细著录了所见各书的书名、著者、版本、行款，还著录了书中重要的版本信息源——牌记，为以后的古籍整理者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所知各书，则均采辑于古文献的记载。二，非纸质载体文献。简单介绍了甲骨、金石、缣帛等非纸质载体古文献的基础知识。三，古籍版本鉴别常识。介绍了古籍版本鉴定方面的常识。书后附有古籍书影、图录工具书、宋代、清代帝王避讳简介、宋代、清代帝王建元名讳字简表和校订者为本书第一部分所编制的综合索引。

说起来，我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以下简称《电子版》）还真是挺有缘份的，从为其提供底本扫描制作，到它的最后问世，我也算是一名间接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了。从事古籍编目工作十几年了，整天与版本打交道。工作之初，在老前辈们的“传、帮、带”过程中，屡次提及对《四库全书》价值的认识，特别指出对它版本价值的认识，应怀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大学期间，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因此，我对《四库全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因此，《电子版》的问世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与重视；而我对《电子版》的认识与看法，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个“有色眼镜”即源于我对《四库全书》“敬而远之”的固有意识。说到底，还是由于对《电子版》的不了解。

说来可笑，我与《电子版》的最早接触，是从玩儿填字游戏开始的。在我看来，《电子版》不过是日常消遣的工具，与学术研究根本不相干。自2003年起，作为业务骨干，我相继参加了《中国家谱词典》、《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清代徽人年谱合刊》、《清人诗文别集丛刊》、《中国古籍总目》、《儒藏总目》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编纂工作。几个项目集中在一起，真有点让我焦头烂额，应接不暇。于是，我开始试着在工作之中应用《电子版》，感觉又方便，又快捷。就这样，“消遣工具”变成了“救命稻草”，我对《电子版》的认识开始改变了。《电子版》是古籍检索方式上的一次革命，它的问世大大节省了学者们收集资料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的研究过程中去，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皓首穷经”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四库全书》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是中国古代学术之精髓。但它鸿巨浩繁的篇帙和繁琐底效的检索方式，使其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文化中的“阳春白雪”而处于和者寥寥的尴尬境地。卷帙浩繁必然价格高昂，依《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能买得起此书的单位可谓凤毛麟角。有缘得见此书尚且不易，更不要说想使用它是多么难了。繁琐底效的检索方式，同样限制了人们对《四库全书》的使用。因为在传统的检索方式下，要利用《四库全书》，不仅需要使用者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献学相关知识，还要掌握四角号码的查检方法。《电子版》问世后，其强大的全文检索功能以及简便、快捷的检索方式，大大扩展了《四库全书》的读者范围，使“阳春白雪”的学术走入民间，贴近大众，并且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我对《四库全书》乃至《电子版》认识的根本转变，还真是得益于对《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的整理工作。

施廷镛先生是我国图书馆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古文献学家。本书是施先生的遗著，是倾其一生从事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心血积累。只可惜，未及出版，先生即驾鹤西归。先生家属不忍将先生一生心血埋没，多方联系出版，但均被出版社以价值不大而婉拒。该书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印数3000册，一经面世便火爆热销，成为该社当年的销量冠军，并于次年在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的评选当中，荣获二等奖。为什么被其它出版社认为价值不大的书稿，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妙手回春”就荣获全国古籍图书大奖呢？如此大的反差，究竟原因何在？依笔者愚见，该书之所以热销，足以说明其学术价值之高。且其内容雅俗共赏，无论对从事古籍研究整理的专业人士而言，还是对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初学者，以及热衷于古籍收藏的“票友”来说，均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因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编辑确实是慧眼独具。而其它退稿的出版社，并非“目不识珠”，“价值不大”只是无奈的托词。其退稿的真实原因，大抵是因为此系施先生遗稿，未经整理，杂乱无章。要达到出版要求，需花大力气进行整理，这对当前出版社的体制和经济效益而言，既困难，又得不偿失。所以，当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编辑室主任贾贵荣老师找到笔者时，笔者也是十分“怵头”。只因施廷镛先生是为我馆古籍编目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令人景仰的老前辈，更兼与贾老师的朋友关系，笔者只好勉为其难了。后来的整理情况，比笔者预想的还要困难得多。在身兼数个国家重点项目的同时，笔者不得不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对于施先生经眼的版本，因为他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很多书至今仍为蔽馆所藏，可凭此近水楼台之便逐一核对。困难的是先生所知的各版本，皆出自其它古文献的记载。其引文全凭著者记忆，这也是老一辈学者的习惯，因此需逐一核对。本书的其它两部分也有大量的引文。如此浩繁的校对工作，如果没有《电子版》，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全文检索功能，为笔者的校对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大减轻了工作量，缩短了所用时间。除了对书稿原文的校对，此书中还加入了许多笔者的按语注解，其中有很多是笔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少不了借助于方便、快捷的《电子版》。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凡校六稿，校稿累积盈尺。在此书出版后热销之时，贾贵荣老师曾对施廷镛先生的长子施锐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李雄飞就没有这本书”。这无疑是对笔者校订工作的一个肯定。为此，年过七旬的施锐先生，冒着严寒，特意从东南城赶到西北郊登门致谢。贾老师的肯定连笔者本人都不否认，没有艰苦的整理工作，施廷镛先生的遗著就不可能刊布于世，嘉惠后学，更不要说荣获全国大奖，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了。所有这些成绩，似乎都归于笔者一人，但只有笔者心里明白：没有《电子版》，施先生的遗著就不可能由杂乱无章到条理分明，先生的学术和治学精神就不可能传于后人，至于得奖就更无从谈起了。而对于《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一书的成功而言，笔者所做的只不过是利用《电子版》这样一个工具，体现了原著的学术价值罢了。而通过《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的整理工作，彻底改变了我对《电子版》乃至《四库全书》的认识。《四库全书》在抄写的过程中固然出现了很多错误，使用其中的资料时确实需要格外留心。但四库底本毕竟是经过馆臣优中选优的佳善之本，其版本价值应该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因此大可不必因噎废食。特别是《电子版》的问世，其方便快捷的检索功能，大大拓展了《四库全书》的使用空间，为校勘同一种书的其它版本提供了迅捷的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纸本《四库全书》的不足。因此，迪志公司研制的《电子版》，为天下学人提供了如此便捷的治学利器，可谓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