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视野中的诗史进程
——论隋代诗歌的文化史意义
康 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
摘要：隋代诗人群体主要来自于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和梁陈。随着隋朝版图的统一，这些隋代诗人组织或参与了周隋之际文化整合运动。隋诗也因之发生一系列新变。这些新变昭示出三地诗人入隋后文化观念的变迁，昭示出周隋之际文化融合的方向，展现出大一统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预示着大一统文化与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
一、隋代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
隋代诗人主要来源于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和梁陈。
西魏北周入隋的诗人中杨广与杨素的成就最高。杨广的《饮马长城窟行》作于大业七年秋征高丽。诗中充满经国纬世的壮志和包举宇内的气概:“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北方苍凉广袤的山川背景则使全诗更加劲健、峭拔。《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隋诗》卷3）更是关陇集团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大业三年春，隋炀帝在长安大陈文物。“突厥启民可汗……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八月，炀帝北巡，“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2]
(《资治通鉴·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条)口气之阔大为西晋以来诗坛三百年所仅见，真可谓盛唐之音的闳丽前奏！
杨广拟作的南朝乐府诗《春江花月夜》其一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与诸葛颍所作的《春江花月夜》（《隋诗》卷5）相比，杨广虽赋艳题，却以雄豪之气贯注其中，境象阔大，气宇不凡。诸葛氏之作虽意象繁富、结构精巧，境界反显狭促。杨广、诸葛虽同为隋人，却代表着新旧两个文学时代。
杨素也是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开皇十八年，杨素以灵州道行军总管领军出塞，大破突厥达头可汗，作《出塞二首》。其一云:“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3]（《隋书·杨素传》）诗歌的重心并非征战本身，而是纵横捭阖、睥睨群雄的统御力量与高卓胸怀。仁寿四年八月，杨素平息汉王杨谅之反后作《赠薛番州诗》（十四章）（《隋诗》卷4）：“麟伤世已季，龙战道将穷。乱海飞群水。贯日引长虹。干戈异革命，伊让非至公。”（第一章）前四句极言世道之沦丧，却都是在为末二句的王霸气度张目。这种于乱世中变风易俗的精神伟力在第三章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并由此发出“相逢一时泰，共幸百年身。”(第四章)的感慨欣慰之语。
此外，李密之《五言诗》（《隋诗》卷6）亦颇值得玩味。李密“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后随杨玄感反隋，事败后作此诗以言志。[3]（《隋书·李密传》）诗云：“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全诗充满英雄失意的焦虑和无奈，却又洋溢着伟岸健举的丈夫气概。李氏三代均为关陇勋贵，其煊赫的家族历史就是一部壮怀激烈的关陇英雄史诗，以英雄之心发怨忿之语，其诗故能悲而不哀，有一股雄壮之气在。
由东魏、北齐入周隋的诗人则多为山东河北的士族。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周武帝平齐，（思道）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3]（《隋书·卢思道传》）诗云：“长安城里帝王州，鸣钟列鼎自相求。……说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怀宝刀游。富贵功名本多豫，繁华轻薄尽无忧。”关中乃京兆王都所在，天下士子趋之若鹜，功利之徒咸集而尚富求贵之风日盛。思道此诗便将士人渴求功业之心寄寓在对长安文化传统的回顾之中。
思道所属之山东河北士族阶层，具有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政治传统。南北朝时的“北方诸儒，挣扎在异族蹂躏下，他们不能忘情古代的王官学，他们仍然凭孔子经典来在政治上争地位，来为北方与北方社会谋转机。”[4]思道曾在《仰赠特进阳休之诗》七章《序》（《隋诗》卷1）中感慨：“夫士之在俗，所以腾声迈实，郁为时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则弘道立言，师范雅俗。位则乘轩服冕，燮代天工。年则贰膳杖朝，致善胶序。”可见，长安尚功致用的文化传统正与思道的文化个性相契合。长安文化的沾溉摧动使思道此诗于凄怆中寓慷慨之情，清切中有健举之气，故而深得世人称美。
与思道齐名的薛道衡曾从河间王杨弘北征突厥，任典军书记。其应和杨素之《出塞》（《隋诗》卷4）二首极具真实的震撼力。诗中尽现三辅健将转蓬征战的艰辛苦寒，纵马驱驰的蓬勃雄姿：“柳城擒冒顿，长坂纳呼韩……还嗤傅介子，辛苦斩楼兰。”（其一）在道衡的笔下，“长安恶少”们豁达豪健的个性风采，穷阴绝漠的大无畏气概共同雕筑起关陇健儿的精神群像，长安文化的传统便在这跃动的群像中显出健旺持久的生命力来。道衡还有一首《岁穷应教诗》（同上）：“故年随夜尽，初春逐晓生。方验从军乐，饮至入西京。”盛唐诗人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5]（《次北固山下》，《全唐诗》卷115）一联必从此诗点化而来。薛诗虽不比王诗炼意精妙，却领时代风会之先声，寄寓着时序跃迁的历史、生活真理。
瑯琊王胄有《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诗》，诗中的王孙公子、奸滑大侠、轻薄少年，共同绘就了一幅有声有色的长安生活画卷——然而，这却绝不是醉生梦死的骄奢堕落和日暮途穷的纵情声色；相反，它表现出的是高昂乐观、色彩明丽的生活热情与生活理想，表现出的是长安文化中蓬勃健康的精神内质！作者说“信美非吾乐，何事久盘桓。”如果不是思友之情搅扰着他的心绪，又如何能错过对帝京生活的美好享受与体味呢？
许善心与何妥也是由南朝入周隋的重要诗人。史载善心闻陈已亡，素服哭于西阶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文帝亦赞其为诚臣。[3]（《隋书·许善心传》）然而从其《奉和还京师诗》（《隋诗》卷6）来看，诗人的文化心态已有明显的转变：“宪章殚礼乐，容服备车徒……朝夕万国凑，海会百川输。”善心乃南朝礼学世家，曾与牛弘等议定有隋礼乐。故此诗不惟透露出隋初摭取前朝典章文化的历史消息，也暗示出长安文化整合各地域文化的主流趋向。而诗末“微生逢大造，倏忽改荣枯。”所抒发的也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易代之慨，更有广大士人生逢盛世的崇高感与使命感。
二、隋诗的新变与三地诗人文化心态的变迁
隋代诗歌较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梁陈诗歌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
首先是诗歌创作的文化地理背景发生了变化。隋代诗人的诗歌意象多为雄浑的北方山水，隋都长安尤其成为诗人们反复歌咏的对象：北方旷远、壮美的地理风貌为隋诗提供了浑厚、健朗的底蕴，大一统帝国广袤的地域空间更赋予隋诗旷达、开放的精神气度。诗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比较自觉的从京都长安的角度来透视景观。这就从最大限度上模糊、消弭了地理背景的区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使他们从偏狭、局促的区域局限中挣脱出来，以一种比较超脱、高远的目光来审视统一帝国的地理风貌——隋诗的文化地理背景决非单纯的区域化特色，而是南北整合的文化地理背景。
其次是诗歌的题材范围发生了变化。齐梁以来的诗歌题材多集中于山水羁旅、赠别咏怀，并且愈益缩小到宫苑山池的范围。隋诗则不然。它的题材范围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趋势，反映出取材不限于一隅的开阔视界。他们开始将传统的意象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开始将真实的思想情感注入陈熟的题材之中；注重在宽广的历史时空中展现个人的命运片断；注重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描绘繁华的城市生活。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诗人们终于开始以统一、融合的视角来重新观照、组织诗歌题材。
再就是诗歌的主题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梁陈与北齐诗歌的主题不外乎醉心荣禄、荡子思妇之类的陈旧俗题。隋诗的主题虽也夹杂有艳情、闺怨之作，但它的主流是表现统一王朝的恢弘气象与开放雄健的时代风会；表现历史格局的巨大跃迁与文化思想的沧桑历程等一系列重大的主题。
隋代诗歌一系列新变的背后，是三地诗人入隋后文化心态的变迁。
首先，诗人们在文化观念上再无“正伪”、“南北”之分野。诗人们大都以隋都长安作为文化地理中心，表现出博大的包容气宇。他们盛赞长安城内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对长安文化沾溉四海的化育之力深感骄傲。经由关陇集团改创新生的长安文化，不仅成为整个汉晋文化走向新生的代表，而且成为融合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文化基石，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所共同尊崇的中心文化、主流文化。
文化“正伪”观念的变迁又导致了民族观念的变迁。久以文化“正朔”自居的梁陈诗人们也开始在诗中追溯北方世家的历史，开始赞美长安游侠的精神。虽然南朝诗人也曾创作过《白马篇》、《长安狭邪行》等乐府歌辞，但那些诗里的长安游侠大多是《汉书》典故的图解或乐府模式的因袭，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无涉。而隋诗中的少年游侠则是与真实的长安社会生活，现实的战斗场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再是苍白、陈旧、平面化的典故，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
南朝士人对北地武士们的热切赞美不但消弭了最后的民族隔阂，也激发起了他们自己立功报国的政治热情。这集中地表现为对长安文化传统的反复歌咏，对长安宦游景象的无比钦羡……这表明：入隋后的高齐汉人已经走出了民族仇视的阴云，可以大胆的去实践个人的政治抱负；而南朝士族也跳出了“平流进取”的政治怪圈，开始凭借真才实学进仕宦门。
三地诗人入隋后诗歌创作的相对一致性，反映了各地域人群对长安文化的向心、凝聚倾向，反映了长安文化对不同区域文化的成功整合。这或许便是隋诗的文化意义，对隋代诗歌文化价值的开掘也正须由此入手。
《隋书》卷2《高祖纪下》载：“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可并修定五礼 。”[3]隋初参与修订礼制的人员分别来自南朝、高齐和关陇地区，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文化信仰与文化特质。“许善心，……祖懋，……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3]（《隋书》卷58《许善心传》）“(许懋)尤晓仪注之学。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11]（《南史》卷60《许懋传》）隋文帝任善心预修五礼，用意自然在于吸纳南朝文化精要。“明克让，平原鬲人也，……三礼礼论尤所研精，……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3]（《隋书》卷58《明克让传》）克让父“山宾，年十三博通经传……掌治吉礼。”[12]（《梁书》卷27《明山宾传》）以明氏两代萧梁之礼仪学世家，岂能不为治隋礼者所重?
隋朝治礼对北齐礼仪也颇钦重。《隋书》卷6《礼仪志总序》云：“(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3]《隋书》卷67《裴矩传》：“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3]《隋书》卷42《李德林传》云：“李德林， 博陵安平人也……(周武帝)入邺之日……遣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潁等同修律令。”[3]都是关陇集团兼采北齐文化之明证。
除南朝、北齐礼仪外，隋王朝还立足关陇本土传统，旁收河西典章文化。“杨素，弘农华阴人，……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3]（《隋书》卷48《杨素传 》）“……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舛驳，……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3]（《隋书》卷41《苏威传》）“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高祖受禅，……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3]（《隋书》卷75《 儒林传》）“牛弘，……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3]（《隋书》卷49《牛弘传》）
杨素、苏威、牛弘等人领袖群伦修撰新礼，固然是因宰辅之贵，而关陇、长安文化之深厚渊源及其在文化整合中的主导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开皇初年，牛弘奏请开献书之路、修订礼乐制度。在奏章中，牛弘回顾总结了尧舜以来典章文化的兴衰历程，以雄阔高远的文化视界评点汉晋以来各地域、部族文化的消长高下，显现出自觉承担文化复兴重任的历史使命感，统御天下文教的主体意志和宏伟的文化气魄。在论及北朝典籍之流播离散时，牛弘将符秦诸国归入“寇窃僭伪”之列，而冠魏周以“创基关右”之誉，这除了周隋杨氏与鲜卑拓拔氏、宇文氏有极近密之血统姻亲关系外，与牛弘所受家学及北朝学术之渊源统绪似有更大的关联。
苏威乃京兆武功世族，其父苏绰乃关陇集团的主要奠基者。“威少有父风”，“威父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革运数年，天下称治。”[9]（《周书·苏绰传》）
其实，苏威所承继的不惟关中世家的学术品性，更有长安文化通经致用的精神传统。如东汉扶风平陵人鲁恭“年十五……居太学，习鲁诗，……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后来他“待诏公车，拜中牟令”[14] (《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显示了出众的吏治才干。茂陵人耿弇，“少学诗、礼。”乃关中名儒，及“王莽败，更始立”，耿弇匡助刘秀，“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14](《后汉书·耿弇列传》)
《后汉书·杜林列传》注引之《风俗通》对关中儒者吏儒双修的风范大加称誉，说他们“居则习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
总之，关陇集团修订有隋新礼的原则是：以姬周传统与汉晋学术融会之长安文化为主导，融汇宋齐梁陈典章制度，山东河北中原文化，兼容并蓄，义利并举，表现出关陇集团务实进取、开放通达的精神风貌。在周隋之际文化整合的历程中，很多隋代诗人如许善心、薛道衡等本身就是修订隋礼的组织者和参予者，其诗中所表现的长安文化对各地域文化的兼容、融汇，各地域文化对长安文化的凝聚、向心倾向，正是对长安文化吸纳、整合各地域各部族文化这一文化历史进程的最佳诠释。
综上所述，隋代诗歌较南北朝诗歌在主题倾向等方面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出关陇集团在南北朝动荡飘摇的文化政治格局中扶危继绝，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新生的宏大历史进程。它昭示出公元3至6世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动趋势：在西晋灭亡以至隋统一近三百年的分裂动荡中，中国文化经历着政治风云与文化涂炭的严峻的考验，并在其中显示出强大的文明优势与凝聚力量。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唐朝——这个真正持久成熟的大一统文化与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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