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在华夏境内的流通方式
王 波 (北京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术的进步有力地扩大和提高了图书流通的规模与速度，设肆出售和流动贩卖成为图书流通的重要渠道，同时为克服图书商业发行的不足，还有佣书和自抄、皇帝赐读、政府购求、多方借读、前辈遗赠、民族交流、战争劫掠等流通方式作为补充。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图书流通 图书发行 图书史 出版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在华夏境内流通的商业渠道是设肆出售和流动贩卖，同时为克服图书商业发行的不足，还有佣书和自抄、皇帝赐读、政府购求、多方借读、前辈遗赠、民族交流、战争劫掠等流通方式作为补充。
1 设肆出售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市场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仍沿用前代的列肆制度。市场有专门销售图书的书肆，梁朝的任昉在《答刘居士诗》中云：“才同文锦，学非书肆”1，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书肆的最为明确的记录。另据《梁书·傅昭传》载，傅昭十一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2。朱雀航是建康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不仅贩卖日历等日用图书，在此还能买到一些难得之书，如东晋梅赜于元帝时，“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至南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桁头（即朱雀航）买得上之”3。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肆是出售同类商品的一排店铺的统称，专卖书籍的店铺此时能够衔接成行，自成为肆，可见图书发行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书肆不仅贩书，而且容人阅览，不少贫寒好学之士就是通过在书肆里“观书”实现求学的愿望。据《魏书·崔亮传》载，崔亮“居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4。
书肆所卖图书不仅在量上有一定的规模，品种也比较丰富，除了前面提到的历书，还有书画作品和俗文学作品。《魏书·崔玄伯传》载：“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木。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秘之。”5这条史料表明，当时北魏都城（山西平城）的书肆经营范围很广，除图书外，还有书法作品，著作郎王遵业就是在那里淘得了珍贵书法作品，并精心收藏。俗文学作品在书肆的发行也有史料为证，《北史》载：“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6。
北周庾信在《答移市教》中说：“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出荒郊；石苞贩铁之所，翻临崖岸；圣德谦虚，未安喧湫，欲令吹箫舞鹤，还返旧廛，卖卜屠羊，请辞新阓。”7这段话写作的背景是，当时的市场按照旧规必须集中在城里，然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户们为了经营方便、招揽顾客，希望政府突破陈规，把市场迁到市外交通要道等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朝廷官员对此意见不一，往往发生辩论。庾信的《答移市教》便是陈述自己反对移市的理由，其中“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处荒郊”一句，非常清楚地说明当时市场上已有书肆，而且庾信将“阅书之处”和“贩铁之所”、“卖卜屠羊”并列说出，表明书肆十分常见。庾信在北周为官，文中所说的“阅书之处”当指的是北周都城长安的书肆，而当时长安的商业比起洛阳、建康尚有差距，天下同长安发展水平相近的都市还有不少，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书肆在城市相当普及，如“卖卜屠羊”一样为市民见惯不怪，到书肆购书已成为市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确切记载的藏书家，魏晋有22人，北朝有34人，南朝有46人，共计102人，是两汉时期藏书家人数的四至五倍，藏书万卷的藏书家屡见不鲜，沈约、萧统等人的藏书的最高记录突破三万，梁元帝萧绎号称藏书八万卷之多8。如此多的藏书从何而来，购于书肆无疑是重要的途径。晋朝的司空张华、北魏的秘书监常景等都是朝中名臣，俸禄不薄，以毕生之资尽数购书，仍不尽兴，可见当时书肆中图书存量大、品种繁多，书价也较高。书肆的规模跟佣书人的数量也有关系，东汉时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佣书人只有班超、王溥二人，到魏晋南北朝时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佣书人已达十余人之多，佣书人数量增长的情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书肆规模扩大的程度。
2 流动贩卖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由长江和丝绸之路为主干构成的覆盖全国的交通网上，流通着各类商品，活跃着各色商人，其中也有贩书商人的身影。《北史·祖珽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这里的“州”指的是扬州，扬州的书商把图书运到北朝东魏的邺城来贩卖，足见当时的书贩行踪之远。书贩千里迢迢将图书由南方运送到北方，走街串巷、穿门入户，终于寻访到了识货的买家，谁知卖的竟没有买的精，“文襄（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9。
3 佣书和自抄
抄写也有好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佣书，也就是雇人抄写。如东魏的高澄就召集佣书人在一日一夜之间抄完一部七百多卷的大型类书《华林遍略》。
第二种是自抄。据《梁书·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10袁俊抄书成癖，已经演变成了强迫症。
第三种是抄撰，就是在抄书时加入自己的意见，边抄边撰，把抄的内容和撰的内容揉为一体，形成一本似是而非的“混血”的著作。如《梁书·庾于陵传》称庾于陵“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11。
从本质上讲，从书肆上选购图书是对图书的直接消费，抄写则是通过对纸的消费，间接地实现对图书的消费。
4 皇帝赐读，朝廷推广
其一是赐读，君主向臣下赐书是汉代以后图书流通的特殊方式，屡见不鲜。据《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12。武帝的慷慨赐予，为皇甫谧写出《针灸甲乙经》和《帝王世纪》等一系列著作创造了条件。
其二是由政府公布范本，告示天下，由需要者自行复制而达到文献传播的目的。这种赐读活动东汉时曾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一次，那就是“熹平石经”的刻立。石经出现后，人们为了快速复制石经文字，不断改进捶拓技术，最终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其三是行政推广。据《魏书·世宗纪》载：宣武帝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曾“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13。
5、政府购求
如蜀国命秘书令多次向民间购求图书；梁武帝时下诏选陈农之才，补购国藏所缺图书；陈元帝时亦曾鸠集图书，考其篇目；北魏道武帝采纳博士李先的建议，“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案备送”，“经籍稍集”14。这种由政府发起的鸠集图书活动，虽然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但并非向民众强取豪夺，而是设法调动起多书之家忠君爱国的觉悟，以论质计价的方式加以收购，对此，《魏书·孝文帝纪》说的十分明白“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15。
6 多方借读
借读根据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
第一种是向政府借读。由于秘书监是当时政府最重要的编书、出书、藏书的机构，是接触众书、研究学问的最佳所在，所以自认有资格的文士往往趋之若骛，以期利用职务之便，求得读书治学的最佳环境。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欲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16
第二种是借读于官办学校。《晋书·祈嘉传》载：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17“都养”是为众人烧饭的意思，祈嘉靠在学校里当厨工赢得读书的机会，完成了学业，令人起敬。
第三种是借读于寺院。据《梁书·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18
第四种是借读于师门。据《魏书·高允传》载：“（高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19。
第五种是借读于藏书家。据《三国志·向朗传》和《华阳国志》记载，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 “精于校书，勘定谬误”，“开门接宾，诱纳后进”。私人藏书家对家藏的慷慨外借，对图书的流通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六种是游历借读。中国古人素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京师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自然是游历借读的首选。据《陈书·贺德基传》载：“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20
7 前辈遗赠
藏书的代代相传也是图书流通的一种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的遗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血亲间的家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魏晋间的范平是一位大藏书家，他将藏书传给孙子范蔚。南齐人褚湛之是个藏书家，他过世后，其子褚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另外一种是非血亲的师友间的传承。如汉魏之际的蔡邕把6000卷藏书赠于年方十四五岁的王粲。
8 遣使报聘，民族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汉族政权之间，还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经常以聘使贡献、奉使赠答的名义进行一些贸易往来，彼此交换方物、索求土产。
三国时期，图书偶尔作为外交礼品相送，如曹丕的《典论》写成后，自我感觉甚好，就以帛抄写一部送与吴主孙权，以纸抄写一部送给吴臣张昭。北魏孝文帝为了准确地搜求遗书，曾派人检查国藏的缺书情况，专门编制了一部《魏阙书目录》，有的放矢地向南齐借书。
汉文图书也成为中原与西域交易的对象，以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建立的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为例，据《魏书·高昌传》载：高昌王“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21。可见在西域建立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向往汉民族文化，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索借图书，有时还请求派学者前往讲学。在政府交流之外，民间交流也比较活跃，尤其在佛经的东传方面，西域各民族贡献颇大。据《出三藏记集》载，曹魏时颖川人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公元259年）出家学道于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90章，60万余言。还有文献表明，惠生与宋云往西域，采得经律170部。宝逻于北齐时经西域得梵本260部22。
南北朝初期，南朝的刘宋王朝与北凉政权和睦相处，多次互赠书籍。《宋书·氐胡传》载：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世子兴国谴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23。北凉王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继位，继续与宋修好，又有交换图书的记录，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24。
与三国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南北朝时期不但各个朝廷之间互派使臣，地方政府也可以派使出访，如东晋的陶侃曾遣使聘石勒。另外，在官派使者出访之时，不少官僚、贵族也派人随行，买卖商品，图书文化交流随之发展。《北齐书·崔暹传》载：“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25此时佛教盛行，南北统治者不约而同笃信佛教，因同气相应而求借佛经之事屡见不鲜。另据《北史·温子昇传》载：“梁使张皋写子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26可见使臣出访对文学作品的南北流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上是常规的图书流通方式。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是烽火连绵、和战无常、社会动荡，实际上还存在一些非常规的图书流通方式，那就是战争劫掠、赌博和偷盗。战争劫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交战者一方有计划地在战争中劫掠对方的藏书，劫掠图书是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如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破吕布，令官军收缴战利品，“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27。另一种是战争中爱好藏书的官兵乘战乱之机私自劫掠图书，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既没有得到上级明许也没有得到禁止。如晋人应詹与陶侃在长沙打败了杜弢，杜弢库中金宝溢目，而“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28。赌博和偷盗是更离奇的图书流通方式，也有一些事例。如东魏的中书监高澄把好不容易抄来的《华林遍略》交给秘书丞祖珽保管，谁知祖珽虽有才华，却不走正道，“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文襄仗之四十”。樗蒲是一种赌博游戏，祖珽竟然拿珍贵的图书作为赌资，事发后被打了40大板。北齐初年，祖珽借政权更替之机，竟“又盗官《遍略》一部”，“盗元康家书数千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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