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记军气》篇试论
李学勤（清华大学 历史系教授）
刘国忠（清华大学 历史系）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东周时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一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本篇论文所讨论的则是其中的《记军气》篇，该篇是一篇讨论占测军气的重要文献，前人对其讨论不多。《记军气》的文本结构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半为军气占，属于古代的云气占内容；後半记二十八宿及其分野，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其中关于占测军气的部分。
占测军气，属于云气占的一项内容，是古代战争预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有着久远的历史，历史上曾有众多占测军气的著述，可惜均已佚失，因此我们只能结合正史的《天文志》、数术类文献或兵家文献的相关论述以及近年的考古新发现来分析《记军气》的相关问题。
关于占测军气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通典》卷一六二《风云气候杂占》曾引太公之语说：“凡兴军动众陈兵，天必见其云气，示之以安危，故胜败可逆知也”，并认为：“察气者，军之大要”；军队的行动，“进退当以气为候”。类似的见解在《太白阴经》中也有所论述，在《太白阴经》卷八《云气篇第八十八》中，李筌辨析了云与气的关系及其作用：“天地相感，阴阳相薄，謂之气，久积而成云，皆物形於下而气应於上”，可以“占气而知事，望云而知其人也”，反映在军事上，则是“气是兵主”，因此“为将者不可不知也”，这些观点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古代望气之术在兵学上的盛行。至于具体的候气方法，《通典》卷162曾有说明：“凡占军气，与敌相对，将当访军中善相气者，厚宠之，当令清朝若日中时，察彼军及我军上气，皆纸笔录记，上将军，将军察之。”
《记军气》中有关望军气的内容甚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刻意与五行理论的对应，《记军气》称：“气有五色：青、黄、赤、白、黑。色因有五变。”这里的五色气显然是五行思想的反映。而文中称气在军上、军左、军右、军前、军後的吉凶情况，也与五方思想有一定关系。文中又说：“军无气，算於庙堂，以知强弱。一、五、九，西向吉，东向败亡，无东；二、六、十，南向吉，北向败亡，无北；三、七、十一，东向吉，西向败亡，无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败亡，无南。此其用兵日月数，吉凶所避也”，这里的一、五、九等十二个数字疑指十二个月，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迁徙》篇、《日书》乙种的《嫁子刑篇》及马王堆帛书《式法》的《徙》篇等都有一些相类似的记载，虽然这些出土简帛主要是关于迁徙及其他的民间活动，与《记军气》的军事占测有一定差别，但其结构却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来，在《记军气》篇中，五行思想已经与颜色、方位、时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这一学说与五行思想的密切关系。
《记军气》篇的占气内容与后代相关材料也有一定的联系。如《记军气》篇称：“军上有气，五色相连，与天相抵，此天应，不可攻，攻之无後”，而《开元占经》卷九十七《军营气》及《通典》卷一六二《风云气候杂占》均言：“凡军营上有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应天之军，不可击”。将这一论述与《记军气》相对比，可知“此天应”即是指“应天之军”，指该军队能与上天应和，自然不能对之攻击。再比如《记军气》言：“军上有赤色气者，径抵天，军有应於天，攻者其誅乃身”，《开元占经》卷九十四《兵气》则谓“军营上有赤黄气，上达于天者，不可击”，而《通典》卷一六二则作“有赤黄色气干天，亦不可攻”，《记军气》所言的“赤气”很可能即是《开元占经》及《通典》所说的“赤黄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的内容也是相通的。
不过总的来说，《记军气》的绝大部分内容很难在现存的古籍中找到相对应的论述。这有可能是因为《记军气》的占气知识反映了一种比较原始的占气方法，而秦汉以后的占气知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因而二者不太一致；另一种可能是《记军气》的占气知识主要是盛行于吴越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占气知识有较大的差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逐渐淘汰。不论如何，《记军气》的占气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占气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至于《越绝书》中这篇占测军气文献的作者，《记军气》中明确说是“子胥相气取敌大数，其法如是”，即认为这篇相军气的方法是从伍子胥那里传下来的，因此伍子胥与《记军气》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有关伍子胥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多种，可惜都已佚失。因此他的思想学说的具体情况不为学者所熟悉，但从《越绝书·记军气》来看，他对于兵阴阳的军事思想显然非常熟悉，而且对于占测军气非常重视。由于《越绝书》的时代与作者一直聚讼不清，学者们对于这些记载是否能反映伍子胥的思想一直持怀疑态度。不过，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盖庐》的重新出土，给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盖庐》出土于张家山247号汉墓，墓葬年代是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书籍包括《历谱》、《二年律令》、《盖庐》、《引书》等多种。其中的《盖庐》共有九章，内容是盖庐（即吴王阖闾）与申胥（即伍子胥）的对话，各章均以盖庐的提问为开头，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为主体，实际上文中所体现的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及治国理论。
《盖庐》篇所阐释的军事思想，有非常浓厚的兵阴阳色彩，该文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在军事上的运用有很多的阐释，如文中有“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凡攻之道，德义是守，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周而更始。太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这是将五行相胜的理论运用于军事上的生动阐述，其中第二条论述还将五行的盛衰与时间相结合在一起；至于文中称“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表，北方为里”，并有“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的主张，则是对方位情况在军事上的重视；这种把五行与时间、方位等内容相结合的方法也与《记军气》一致；书中还有“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以及“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昌，逆者亡”等论述，简直与《汉书·艺文志》对兵阴阳类古籍的说明“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如出一辙。从《盖庐》篇中大量的相关论述不难推断，这是一篇珍贵的兵阴阳文献，它的重新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先秦秦汉时期的兵阴阳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盖庐》篇对于军气的情况也非常重视。在该文的第四章中，伍子胥在分析是否可以进行战争时曾特意指出：“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对于后面一句，竹简的注释者已经指出：“气，指军气。《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别成子望军气》。逢逢读为蓬蓬，《诗·采菽》传：盛貌”，甚确。这说明伍子胥确实对军气十分重视，并根据军气情况来指导具体战争，这使《越绝书·记军气》与伍子胥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很有意思的是在《灵枢经》卷八《逆顺第五十五》亦有与《盖庐》篇类似的引文：“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灵枢经》已经明确说明这句话引自兵法之书，可是我们在现存的各种兵书中找不到有“无迎逢逢之气”的论述，只有在这篇出土的《盖庐》篇中有“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之语，这种情况说明，《盖庐》篇很有可能就是《灵枢经》所据以引用的兵法著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盖庐》篇很可能是属于兵技巧类的《五子胥》中的一篇。
正因为伍子胥十分重视军气，所以在《盖庐》篇中言：“旦望其气，夕望其埃”之论，重视观测敌我的军气情况，因此《越绝书·记军气》篇对军气的总结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内容与伍子胥相关也是很有可能的。
《越绝书·记军气》以及张家山汉简《盖庐》篇的兵阴阳色彩，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兵阴阳理论在先秦吴越军事史上的地位。
吴越是春秋后期长期争霸的国家，兵革屡兴，战争频繁。由于强兵争霸的时代背景，促使这两国都非常重视军事理论的探索，因而这一地区的兵家之学非常盛行。如吴国的伍子胥和孙武、越国的计然和范蠡等人都曾著有军事著作，可惜除了《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其他均未能够保存下来，影响了人们对于吴越军事思想的认识。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黄帝书》，其内容属于黄老学说，但却与《国语·越语下》中所记载的范蠡思想以及楚人著作《鶡冠子》密切相关，这使学者们认识到，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实际上与楚文化与吴越文化息息相关。联系到张家山竹简《盖庐》及《越绝书·记军气》等材料，吴越等地的军事思想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
在这些吴越的军事著作中，《孙子兵法》那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文化与超凡脱俗的圣者意境显得独树一帜；至于《盖庐》与《记军气》，则多是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而对一些作战原则的总结，不具备《孙子兵法》的那种高远意境，但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也仍然与《孙子兵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如《盖庐》中所说的“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就与《孙子兵法》中的“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的论述大体一致；《盖庐》中所说的“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显然也是脱胎于《孙子兵法》的“無邀正正之旗，無击堂堂之阵”（《军争》篇）并且有所发展；至于《盖庐》所论的行军用兵之法、判断敌情之法以及御敌之术等方面也多与《孙子兵法》有相通之处。伍子胥与孙武同事吴王阖闾，孙武本人尚为伍子胥所荐，两人的军事思想因相互影响而有共同之处是很自然的事。
值得重视的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也与范蠡有许多共通之处，范蠡的军事著作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从《国语·越语下》所载的范蠡言论来看，范蠡的思想也与伍子胥有许多相同之处，范蠡的议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时”或“天时”的强调。范蠡认为：天时未至，不能轻举妄动；而天时已到，则一定要努力把握。获得了天时，就意味着可以成功；而一旦失去了天时，则要遭受灾祸。范蠡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夫圣人隨时以行，是謂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
“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得时无怠，时不再來，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得时不成，反受其殃”、“上帝不考，时反是守”等等，可见天时在范蠡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伍子胥也十分重视天时的作用，在《盖庐》中，伍子胥亦认为：“循天之时，逆之有祸，顺之有福”，“凡用兵之谋，必得天时，王名可成，妖孽不来”，对于何谓天时，伍子胥还解释说：“九野为兵，九州为粮，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昌，逆者亡，此天之时也”。
这种重视天时的态度与范蠡如出一辙。
另外，范蠡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都有很浓厚的兵阴阳倾向。范蠡认为：“夫人事必將与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并具体阐述说：“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为常，四时以为紀，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則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这与伍子胥的“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凡攻之道，德义是守，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周而更始”的论述显然也是相一致的，《盖庐》及《越绝书·记军气》中对阴阳数术、占云望气的重视，实际上正是与楚及吴越等地军事思想中的兵阴阳倾向密切相关的。
总之，《越绝书·记军气》使我们看到了占测军气之术在吴越地区的盛行；《记军气》与张家山汉简《盖庐》的相关理论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推测这一兵阴阳思想可能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相关，而且这种重视兵阴阳学说的军事思想在东周时期的楚及吴越地区非常盛行，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研究先秦时期的军事思想，应该重视吴越地区的独特作用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