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孟子〉学史大纲》
李畅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人文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清代有关《孟子》的著作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总结其思想上和学术上的积累、创新以及因袭、重复，分析其与清代各个时期以及清代之前之后的种种思想观念、学术形态的关系——特别是与清儒最为忽略的元明经学之间的联系，评价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和得失，并尝试为大众学术和精英学术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个案。
本文立足于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但又不回避哲学诠释学等理论热点，材料扎实而又长于思辨，问题意识强，对许多疑似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本文以宏观研究为主，辅以少量的微观研究，对流传问题略加留意。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除了介绍清代《孟子》学的研究价值外，先讨论前人的研究模式，交代本文方法论上的定位。本文虽然是专书史，但是与参照哲学诠释学搭建的“中国”经典诠释史的研究模式警惕地保持着距离，认为本体论上的哲学反思对实际的文本研究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因此仍然安心立足于传统的文献学。其次交代了材料断限和资料来源，材料以专著为主，专著外的材料尽量回避。最后交代了本文判断合法诠释优劣的两大原则——简单性原则和反孤证原则，这是具备科学哲学和语用学知识背景的作者对于文本诠释理论的思考和判断，以之作为具体判断《孟子》诸诠释问题的指南。
第二章叙述清朝政府的文化教育制度、官方哲学以及思想学术文化政策和活动，评估其对《孟子》的流传、解释和研究的影响。之所以专列这么一章，目的是把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官方因素搞清楚，由此方有可能将官方因素从民间因素中剥离出来。
文章认为清前期科举制度上的改进、官方组织的修书活动、清帝对师道的争夺和贬抑以及乾隆后期（基本上只限于这一时期）的文字狱都对乾嘉考据学的兴旺发达有促进作用。本中指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并非反理学的口号，反而正是朱子学的口号；发现曾静投书原本是向清帝献策，推测乾隆帝反感讲学，可能与曾静吕留良案有关；对《通志堂经解》以及两种不为人熟知的《续经解》同《皇清经解》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最重要的还是根据清代偏主义理的《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曲线，发现文字狱对清代学术流变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乾隆后期。本章将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纳入了背景叙述当中，首次介绍乾隆初年的殿本《十三经注疏》及其价值，勾稽了晚清《十三经读本》和《十三经古注》两种丛书的情况，提示嘉庆间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与其早年参加清石经的校勘工作有一定的联系，还注意到《皇清经解》起初的构想并非丛书，而是《经籍籑诂》式的辞书。
第三章介绍了清代《孟子》学著作的数量、年代分布和著作体式。文章注意将特种《孟子》学著作从各种统计中剥离、独立出来，在内容分类上则充分考虑兼类问题，以“偏义理”、“偏考据”、“偏文学”的字眼来概括《孟子》学著作的内容倾向。
清代《孟子》学著作的数量在863种以上，偏重考据者与偏重义理者之比高于7比10（另一算法为4.7比10），专以《孟子》为题的著作占全部《孟子》学著作的1成5。
讨论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是本文对学术史研究的一大创造，首次对一代学术著作的“生产”作出了近乎逐年的精确刻划。在这样一个扎实的材料基础上，文章提出清代考据学与明代以芜杂好奇为突出特点的考据学有密切的渊源，对以四书为主的经书典故类著作作了较为详尽的勾稽和中肯的历史评价，强调考据自有其独立价值，未必总需要某种心性哲学的支持。
讨论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各种体式及其与内容、与学术创新的辩证关系也是文章的一大特色，由此触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历史观念。传注体与子学体的理论构架，可以作为个人与传统的关系的理论模型，当然局部尚待调整。文章提出宋末以来的以明《四书大全》为代表的新疏体是在唐宋旧疏和清人新疏之间的一个过度类型。文章审慎评价了讲章类著作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揭示了俗学与正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本章还指出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都有脱离经书本文的倾向，很难泾渭分明；最后强调朱熹重新确立了儒家以传注来容纳子学新思想的传统，对元明清三代的儒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详细叙述了清代各时期《孟子》学著作创作、发展和流传、接受的情况。在相当细致的著作年代清查的基础上，将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发展分为四到六期，其中将乾隆31年到60年作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二期，将嘉庆和道光合为一期，尽管都有点出人意料，但却有着坚强的事实根据；本章还比较有把握地将清初王学的消退时间定在康熙30年，这一年代要远远早于康熙帝向朱子学倾斜的年代。
本章勾稽了容易被忽略的四书讲章类著作的发展和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关乾嘉时代，本章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作为典型个案，从文献学的角度证明该书并未贯彻其“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方法论；勾稽了清代《孟子》新疏的全貌，提出焦循《孟子正义》本身并不存在曲护汉注的问题，焦循治学上虽以戴震为楷模，但其认知特点更接近于惠栋，还发现了焦循《孟子补疏》和非学术性的《四书典故备览》；揭示并高度评价了阮元和焦循对《孟子》“良知”解读的革命性贡献。有关晚清时代，本章勾稽和评价了晚清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维护，对攻击朱注的毛奇龄《四书改错》的批判，以及对宋代以司马光《疑孟》为代表的疑孟思潮的批判；在当前炒得很热的康有为《孟子微》之外，发掘了梁启超等人的材料。
第五章讨论了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一、清代《孟子》学著作繁荣的因素、意义和局限性，一方面有很深的存在主义意味，一方面对清代考据学起因作了很好的勾勒。二、有关清人解经方法的得失，提出乾嘉考据学只属于科学的诠释学的前史，存在诸多的历史局限性；而另一方面其与经书原意的背离并不像黄俊杰、李明辉所指责的那样是因为片面追求客观的方法论造成的，指出黄、李的指责出于对诠释学的本体性误解。此外还讨论了清人强调用知人论世来约束以意逆志、经学时代诸经互联互证两个方法论问题，指出以意逆志才是诠释学的第一原则，追求统一性是诠释的本质特征。三、有关清代考据学与王学的关系，认为二者同对朱子学的修正三者互相纠结，共同具有前近代的思想解放的特征。四、有关为什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代依然通行，揭示了朱注自身的质量、优点和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认为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孟子》一书在旧时代最杰出的注本；并退一步指出，对同一部书而言，“同”永远是主要的方面，考据之异乃至文义、义理理解之异都是可以忽略的次要方面，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前学术界经典诠释研究略嫌过热的倾向的一种反思和纠偏。
清代《孟子》学的发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孟子》依然是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经书；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占据《孟子》研究的主导地位；三、前近代的思想观念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王学的、修正朱学的、强调朱学中近情的一面的以及“汉学”考据的；四、清代勃兴的考据学，成为最容易为近现代的原典研究直接利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