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成书及其思想》
葛刚岩（武汉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文子》是古代道家的重要著作，上承《老子》哲学，下启黄老道家，思想体系上以老子道学为中心，兼有部分儒家、法家思想，是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发展过渡的桥梁。对该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尤其对我们理解周秦、两汉期间道家思想的流变、诸子思想的融合，都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上千年来，历代学者殚精竭虑，对于该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潜心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部分地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难题。但毋庸讳言，前人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有些属于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问题，有些属于材料误解问题。同时也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仍无人问津。
基于上述情况，本人欲以八角廊简本《文子》为依据，辅以《文子》佚文、佚注，对《文子》一书重新比勘、梳理，对其中的一些疑问尽量做出科学性的解释。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班固“依托”说辨证——文子其人与〈文子〉其书》。是关于文子其人、《文子》其书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考辨。
本章借助相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细心地梳理了诸“说”提出的过程、分析了他们各自依据的理由，认为李暹主张的“文子即计然”的说法，乃根据《史记》等他书记载推演出的。江湶为支持“文子即文种”说而提出的依据也缺乏说服力，难以信从。笔者通过研读八角廊汉墓竹简《文子》释文（即简本《文子》），发现简本《文子》中文子称对方为“天王”。这样的例证在简本《文子》中存有两处，一是第2391号简文：“……辞曰：道者，先圣人之传也。天王不赍不□……”；二是第0892号简文：“……之。天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废，传之后嗣……”，可证《文子》中的平王是“周平王”无疑，这也印证了班固所谓的“称周平王问”一说。又《汉书·古今人表》中平王宜臼稍前有“文子”其人，年岁长于平王，这与简本《文子》中那位德高望重、深受周天子敬重的文子身份较为吻合，这也为班固提出的“依托”说找到了依据。
我们认为，原本《文子》当成书于战国后期至西汉之初，成书者将该书托为周平王时的文子所作，以达到托古以贵今的目的。汉之初，由于该书的思想内容适应了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加之曹参等人的大力提倡，《文子》一书在西汉初期的几十年间，倍受推崇。
第二章：《由简本〈文子〉看原本〈文子〉的思想》。是以简本《文子》为研究蓝本，对原本《文子》思想体系作出的一个推断。
《文子》一书，班固已疑为依托。后来，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关思想方面的探讨凤毛麟角。总体说来，八角廊简本《文子》出土以前，《文子》一书的研究多集中于该书的真伪、成书时间等，涉及该书思想领域的研究较少。1973年简本《文子》出土以后，研究者对该书思想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多数学者仍以传世本《文子》作为《文子》思想研究的蓝本，没有给予简本《文子》以足够的重视。二是将今本《文子》与简本《文子》混为一谈，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本章中，笔者首先对江世荣、王利器等人主张的“《文子》是《老子》古注”一说进行了分析辩驳。然后对简本《文子》277条简文逐一梳理归类，推考出原本《文子》所涉及的七方面内容：(一)论“道”；(二)论“德”、“仁”、“义”、“礼”；(三)论“兵”；(四)论“教化”；(五)论人主之修养；(六)阐述对“法”的态度；(七)阐述对“贤”的态度。通过对简本《文子》思想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文子》一书应是老子后学在新的时代，根据时代需要继承、改造老子思想的著作，它以《老子》道家思想为主体，又吸纳了儒、法、墨等诸家思想，这也反映了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诸子百家相互吸收、彼此兼容的时代特点。由简本《文子》思想内容来看，原本《文子》只是具有了黄老思想的某些倾向，但不足以算作典型的黄老著作。孙星衍所云“黄老之学，存于《文子》”，乃是依据今本《文子》而言之，至于原本《文子》的思想体系，应看作是由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过渡的中间环节，也是《老子》君人南面之术走向理论化、系统化的重要发展阶段。
第三章：《由竹简〈文子〉论今本〈文子〉晚出》。是以比勘的方法进一步证明了简本《文子》不同于今本《文子》，后者晚出。
针对今本《文子》的成书问题，学术界出现了多种说法：(一)残本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在《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一文中，比照了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六个方面的差异后，认为“从今本《文子》的内容看，后人在残缺不全的《文子》中，加进一些内容是可能的。” (二)增补说。谭家健认为，《文子》竹简本与今传本“两个版本是一本书”，东汉人在整理《文子》过程中，参照《淮南子》进行增益修饰，遂成今本之《文子》，“后者只是改动增补修饰，不是另起炉灶”。(三)窜改说。王云度认为，原本《文子》在汉末以后就已散乱，至隋唐之前，整理者在散乱的原本《文子》基础上将其重新整理而成今本《文子》，今本《文子》“虽对原本《文子》有所窜改，但在总体上是不会有太大出入的”。(四)合编说。王三峡认为，竹简本《文子》作于战国晚期，在此之前的战国中期尚另有一“传本”，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记“九篇本”《文子》即是“‘传本’《文子》与竹简本《文子》的合编本”，而今本《文子》“即由《汉志》九篇本演变而来”，今本在流传期间虽有一些变化发生，但“这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其基本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定州汉简整理小组所提出的“残本”说较为科学，但由于文中对该说缺乏系统、详细的论证，所以学术界对该说始终未取得一致意见。
本章以简本《文子》为依据，在定州汉简整理小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一对照了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发现二者之间在内容、行文格式、与《老子》一书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研究，不仅印证了定州汉简整理小组“残本”一说的可信性，而且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至少形成于汉景帝时期或更晚，而且该本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出于某些原因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第四章：《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是对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讨论。
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说法（简称“《文子》抄袭”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代表人物主要有柳宗元、王念孙、陶方琦、钱熙祚、梁启超、章太炎、王叔岷、张岱年、何宁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简帛、铭文、器物的出土，研究者对古书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疑古”之风渐趋衰微。九十代初，李学勤又适时地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这在学界产生了极大反响。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八角廊简本《文子》的出土，使得《文子》一书非伪的说法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这一前提下，许多学者都力主今本《文子》非伪一说，接受《淮南子》抄袭《文子》的结论。艾力农认为：“竹简一出，《文子》的真伪就好判断了，《文子》一书定有后人篡改，但是一部先秦古籍确无问题了，《淮南子》当是抄了《文子》”。此处许多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上千年来研究者所讨论的对象双方应该且只能是《淮南子》与今本《文子》，而非《淮南子》与简本《文子》。所以说，简本《文子》的早出并不能证实今本《文子》早于《淮南子》，更不能将简本《文子》早于《淮南子》作为求证《淮南子》抄袭今本《文子》的依据。笔者对正反不同观点的文章所提供的论证资料进行阅读比较后发现：主张《文子》抄袭《淮南子》一说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较为有力的证据，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对于这些证据或避而不谈，或反驳不力；相反，主张《淮南子》抄袭《文子》一说的学者所提出的各种依据或存在着逻辑错误，或材料使用不当。为此，笔者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逐句对勘，发现许多疑问是《淮南子》抄袭《文子》一说所无法解释的。
所以，在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而不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
第五章：《今本〈文子〉的形成与流变》。是关于今本《文子》形成及流变过程的考辨。
关于今本《文子》，柳宗元《辨文子》中就已指出其中有些内容为真，有些内容为伪，“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可以看出，当年柳宗元曾对该书进行过一番辨真去伪的工作，整理出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比较可靠的《文子》刊本，藏于家中。令人惋惜的是，柳氏刊本《文子》已经失传，无法知晓其大体情况。今本《文子》真伪参杂，虽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至今没有人像柳宗元那样，重新论定今本《文子》中的真、伪内容。
笔者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多文献进行比勘，发现今本《文子》在袭用其他文献内容的方式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整章文字较为集中地出自《淮南子》的某一篇或两篇，基本上属于择要摘录，除个别字词之外，几乎不作任何改动，袭用方式直接而简单。
第二类则是在《文子》原文基础上，根据行文需要适当地插入《老子》、《庄子》等书文句，并对某些文句作了改动。较之第一类而言，此类引文在引用方式上较为零星分散，引用的书籍较多、较杂。
从内容上看，属于第一类的章节内容，在思想上主要以道德、无为、执一、雌弱、虚静为论题，与简本《文子》所浮现出来的思想论题大体一致；属于第二类的章节内容，思想体系较为繁杂，与《淮南子》较为相似。我们正是以此为据，将今本《文子》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一）《道德篇》中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二十章内容与简本《文子》内容相合，属于原本《文子》原有文字。
（二）《道原篇》的第三、第四、第十章；《精诚篇》的第十三、第二十一章；《九守篇》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符言篇》的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章；《上德篇》的第五、第六章；《微明篇》的第十九章；《自然篇》的第一、第三、第六、第七（从章首至“反清净，物将自正。”）、第十一章；《下德篇》第六章；《上仁篇》的第十一、第十二章，共计二十七章内容属于第二部分，是整理者参照《老子》、《庄子》等其它典籍进行整理增补而成的内容，虽经部分改动，但部分地保留了原貌。
（三）除去以上内容之外，今本《文子》其余一百五十二章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中找到对应文字，这部分内容是第二位整理者在第一次整理的基础上，将《淮南子》的大量文字增入今本《文子》。纵观古代典籍之聚散，每当典籍经历一次浩劫之后，新兴王朝总要不遗余力地采掇亡书，对献书之人按所献书籍卷数予以赏赐，《文子》一书残损严重，即使有了第一次整理，该书的篇幅仍然极其有限，大约是出于邀赏的目的，第二次整理者不惜大量抄袭《淮南子》原文，以充原卷。
俗话说“真理不辩不明”，我们深信，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必能弄清《文子》的本来面目，恢复其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上真正的学术地位，使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