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
司马朝军（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阐明学术，考镜源流。二百年来，沾溉学人，成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书。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的里程碑，而且是中国18世纪以前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史。中国18世纪的学术是以回归“汉学”的形式，对2000多年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清理总结，形成了具有近代理性因素的乾嘉考据学。《总目》也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性作品，研究传统文化绝对不能离开《总目》。目前国内外对于《总目》编纂的研究非常薄弱，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总目》的作者问题不解决，其思想归属问题也无从谈起。在此之前，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富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逐渐凸显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局限，就是以往的观点无法涵盖所有材料。现在由于大量新的材料的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重要问题。
一、关于《总目》的编纂过程
分纂草创——总纂润色——总裁讨论——皇上钦定，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视其他环节的存在都有悖于历史真实。
（一）分纂官在纂写提要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抄序目。首先将书籍的序跋、目录过录下来。一部书的序跋与目录对起草该书提要至关紧要。分纂官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从事这种原始资料的整理。这对我们了解《总目》的纂修过程大有裨益。
2.签禁毁。《四库全书》的纂修与禁毁图书交织在一起，分纂官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审查图书中是否有语涉违碍之处。
3.撮大要。《提要稿》绝大多数书都起草了提要，有的书甚至有两种提要。总体来讲，分纂官提要稿质量不及《总目》。因为它是一种一种撰写而成的，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在评价图书得失方面缺少通盘考虑，缺少《总目》那种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4.拟等次。在提要稿中注明了应刊、应抄、应存或毋庸存目，并说明理由。
（二）总纂官在《总目》编纂过程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持《总目》分类。
2.主纂总叙、类序。
3.主纂案语。
4.安排排列顺序。
5.修改提要稿。
6.主持《总目》校勘工作。
（三）总裁官与《总目》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
1.凡例问题。
2.褒贬问题。褒贬问题是关系到《总目》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于敏中提出了一个褒贬原则。
3.标准问题。在《四库全书》及《总目》编纂时有四项标准，即应刊、应抄、应存和禁毁，于敏中提出了几项标准。
4.分类问题。于敏中对一些具体分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四）清高宗之作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定分类，定大例。
2.定是非，决疑似。
3.定去取，定存毁。
一言以蔽之，《总目》之大纲出自钦定，绝非他人越俎代庖。清高宗在《四库全书》与《总目》的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挥着主控作用。正是通过修“四库”这一宏大工程来统治思想、学术与文化。
二、关于《总目》的作者问题
这是长期聚讼的焦点问题，大约有三种代表性意见：
一曰馆臣集体之意志，主此说者有李慈铭、胡玉缙、来新夏、沈津等人；
二曰纪昀“一人之私见”，主此说者有黄云眉、周积明等人；
三曰清高宗“钦定”，昌彼得、吴哲夫等人皆主此说。
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其局限。馆臣们固然有草创之功，但据所存部分草稿看来，离《总目》定稿还有很大差距，与《总目》主旋律不和谐者已被删除。《总目》只反映了馆臣共相的一面，而未能反映其殊相。纪昀虽然在《总目》编纂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总目》很多地方也都体现了他的观点，但他毕竟只是清高宗之词臣，是清高宗之代言人，况且在编纂过程中吸收了一代知识精英的意见，因而《总目》决非纪氏“一人之私见”。《总目》固然由乾隆钦定，重大原则问题由乾隆决定，但具体操作则成于众手。可见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完备。《总目》作者问题不能离开《总目》的编纂过程。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总目》是集体创作而非一人所为。明乎此，对于总结编纂经验，了解《四库全书》及《总目》的学术水平，均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总目》是官撰而非私撰。《总目》体现的是官方意志而非个人意志。明乎此，对于了解乾隆王朝的文化政策、统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本书创新之处
（一）首次揭示的新材料
1、《海岛算经》提要可以确定为戴震所撰；
2、《夏侯阳算经》提要原稿亦出自戴震之手；
3、《水经注》提要，学术界历来认为是出自戴震手笔，实则馆臣在揣摩清高宗诗文后修改润饰而成。只有四大义例部分出自戴震之手；
4、首次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发现三份档案材料记载了永乐大典本分纂官姓名；
5、首次从《噉蔗全集》中发掘出了《宋朝事实》、《烛湖集》、《庸庵集》三篇提要稿；
6、《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是了解《总目》纂修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清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翁方纲所撰提要稿总计在1200条以上，是现存分纂官提要稿保存最多的一家。本书首次进行穷尽性研究，将其逐一与《总目》进行对比，分为六大类，勘其异同，察其有无，并附论其优劣；
7、四库馆毁书过程，也是从分纂官到总纂官到总裁官到清高宗，流水作业，层层把关。《翁稿》关于禁毁内容的真实记载，较之以往所有的禁毁书目都更具体，可以因此顺藤摸瓜，找到当时被禁毁的具体篇目。《翁稿》所保存的毁书实录，为我们研究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二）首次提出的新观点
1、《总目》书类提要可能多出程晋芳之手。程晋芳在学术谱系中属于典型的程朱理学派，其学术观点基本上与《总目》格格不入。其提要稿中的评论部分可能被总纂官删除殆尽。
2、纪昀、陆锡熊对《总目》编纂贡献最大。陆锡熊“考字画之讹误，卷帙之脱落，与他本之互异，篇第之倒置，蕲其是否不谬于圣人。又博综前代著录诸家议论之不同，以折中于一是，总撰人之生平，撮全书之大概，凡十年书成，论者谓陆君之功为最多”。长期以来扬纪抑陆，惟王昶独褒美陆氏。纪、陆同时就任总纂官，以后又多次同步提升。《总目》编纂成功之日，陆锡熊尚得见之。无论馆内馆外，当时都一直认为，陆锡熊为《总目》的撰写与定稿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非予夺之际，绝非一出纪昀，陆锡熊亦有莫大之助焉。
3、《总目》经部易类提要经纪昀审定，子部医家类提要经陆锡熊审定，经部三礼类提要多出自任大椿之手。
4、《乐庵语录》并非伪书。
5、《太平十策》并非伪作。
6、《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在文献学上的价值，具有较高的目录、版本价值以及辨伪价值。翁方纲对考据之利弊洞若观火，谈言微中，殊为有见。但其正统观念也根深蒂固，他将朱子之学奉为正学，“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衷于程朱之义理，这一点在《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有充分的流露。
7、在《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道防线，即刊刻、抄录、存目与禁毁。其中，“著录标准”与“存目标准”、“存目标准”与“禁毁标准”是两组不同性质的概念，过去一直混为一谈。“著录”与“存目”的分野主要是学术标准，而“存目”与“禁毁”的分野主要是政治标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六条禁书标准为：因其人而废，因其书而废，因本朝而废，因前朝而废，因名教而废，因“淫秽”而废。
8、首创乾嘉考据学派新的二分法，即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民间学派主要指四库开馆以前之江南学派，包括过去通常所说之吴、皖等派，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在清廷的提倡下，朝野汉学合流，汉学如日中天。《总目》申汉黜宋，重汉轻宋。四库馆派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其纲领性文件即《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派不同于以往的民间学派，它代表官方发言，《总目》能够反映出乾隆王朝的学术水准、文化政策等等。其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均与民间学派存在较大的分歧，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烦琐考据。《总目》在破除门户的同时，也人为地设置了新的门户。把乾嘉考据学推向新的阶段之时，也无意之中将其导入狭小天地，考据学者越来越缺少问题意识和方向感，为考据而考据，末流考据往往流入烦琐。
（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有所推进的新结论
1、李慈铭认为“经部属之戴东原”，确实纯属虚构。戴震虽享经学之名，当时在四库馆中人微言轻，不可能独立负责最为重要的经部。
2、钱宝琮认为“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说”，这种说法缺少实证。四库全书馆设有专门的天文算法纂修官三人：郭长发、陈际新、倪廷梅。协勘《总目》官李潢也深通数理。永乐大典本《数学九章》出自陈际新之手。“篇后题名者胥属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之说亦为想当然耳，并无其事。
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与现行《戴震全集》，均将十四篇被收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首提要理所当然地视为戴震之作。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戴震当初可能一一撰有草稿，但收入《总目》与《四库全书》的卷首提要均或多或少经过他人修改。分纂官提要稿可能被采纳，也可能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根本就被推倒重来。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分纂官提要与《四库全书》卷首提要或《总目》内的单篇提要划上等号，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将这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首提要径自视为“研究戴震数学思想的重要材料”，那更是错上加错。
4、永乐大典本成于众手，过去仅归功于周永年一人的说法影响很大，但不能成立。永乐大典本提要稿也是成于众手，不能归功于周永年一人。
5、日本学者前野直彬云：“《提要》是各方面的专门学者分别执笔，但经总纂官纪昀大加订正之后才定稿的。虽然小说类这部分的原稿究竟是谁写的，纪昀的改笔占多大分量，都不清楚，但反正这部分的论述无疑是为纪昀所完全同意了的。在这意义上，认为《提要》的小说论即是纪昀本人的主张也无不可。”周积明亦云：“通过纪昀‘一手删定’中潜藏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来确认纪昀对《总目》的著作权。”既然纪昀的改笔占多大分量都不清楚，又怎么能够断言就是纪昀本人的主张？前野直彬意欲不证自明，确实缺少说服力。周积明大胆使用了如下公式：《四库全书总目》的≌纪昀的（注：≌即“全等于”），也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将前人所谓“一手删定”、“一手编注”、“一手裁定”、“经公论次”等语全部替换为“一手所成”。显然误解文义，“一手删定”、“一手编注”、“一手裁定”、“经公论次”用语都极有分寸，没有一个词是“一手所成”之义。“删定”、“编注”、“裁定”、“经公论次”皆只是《总目》编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非全部过程。
6、周积明认为：“以上四家（指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引者按）提要稿与《总目》对勘，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语言文字无不有不同程度的改易，有的则几乎另起炉灶，全篇改写。”其实，此论只凭印象发言，没有进行细致的对勘工作。“多所删改”、“颇多异同”、“面目迥殊”、“殊异者殊多”等等，并无具体的比较分析，不足为据。至于“无有一编无异同者”、“几乎无一相同”，更是与事实不符。
7、《奏进四库全书表文》多系四库馆中新典，一般人未及留意，以为官样文章必多虚美。更有论者以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绝不可信。笔者通过90条例证分析，发现《进表》与《总目》及清高宗御制诗文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合，难道这能说是“对历史的歪曲”吗？纪昀所撰《进表》以当事人述当时事，虽有溢美之嫌，但其可信度非常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进表》的重新估价，将有助于深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
8、存目之有无标准，这是近年来聚讼不已的公案，许多学者认为存目与著录之间不存在鸿沟。从《翁稿》所保存的原始材料来看，显然当时是有标准的。翁氏所持五条存目标准：不全之书，毋庸存目；别行之本，毋庸存目；庸俗之书，毋庸存目；低劣之书，存目可耳；既系伪作，毋庸存目。这五条比《总目》更加严格，《总目》将不全之书、别行之本、庸俗之书、低劣之书以及伪书列入存目，尺度稍有放宽。
9、邵晋涵对于四库学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辑佚永乐大典本，二是负责撰写正史类提要稿。邵晋涵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向来被过分夸大，“史部属之邵晋涵”、“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等说法均缺少事实根据，不足为凭。